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农业发展面临农产品价格“天花板”封顶、生产成本“地板”抬升、资源环境“硬约束”加剧等新挑战，迫切需要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为此，国务院办公厅本月印发《关于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意见》，明确把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的根本途径，以发展多种形式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为核心，以构建现代农业经营体系、生产体系和产业体系为重点，着力转变农业经营方式、生产方式、资源利用方式和管理方式，走产出高效、产品安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现代农业发展道路。

　　贯彻落实《意见》精神，我国农业发展将何去何从？记者相继走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农业科学院以及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的多位专家，就此问题进行解读。

　　三方面问题，促我国农业发展方式亟待转变

　　“作为人口大国，我国的粮食问题始终关乎着国计民生与战略安全。从客观上讲，我国粮食‘十一连增’中的前5年，是粮食生产的恢复性增产；之后6年，是粮食生产的实质性增长。”在回答如何更准确地理解该《意见》的问题时，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王东阳，指着《中国统计摘要》中主要农产品产量表上一列列数字，对记者分析说，“自1998年我国粮食总产量达到51230万吨后，基本就处于下降态势，到2003年我国粮食总产量降至43070万吨。之后，随着我国一系列支农惠农强农政策的出台，及时扭转了粮食产量下降的局面，出现了连续增长的好势头，到2008年我国粮食总产量增至52871万吨，超过了1998年我国粮食总产量的51230万吨。截至目前，我国粮食总产量稳定在6亿吨以上的水平。”

　　王东阳给记者算起了“粮食账”：“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11》食物推荐量分析，结合居民收入提高对膳食结构调整的新需求，可以预测，2020年我国人均饲料用粮约为300公斤。依据《中国住户调查年鉴》，2013年我国人均口粮消费为148.7公斤，按照能量替补属性，人均新增的动物食品消费相当于8.7公斤的口粮消费，这样我国人均口粮消费量合算为140公斤。我国工业用粮目前稳定在1亿吨左右，若保持在此水平，预计到2020年我国人均工业用粮为70公斤左右。若按千分之五的人口自然增长率计算，预测2020年我国人口总数将增至14.09亿人。”王东阳告诉记者，在诸如种子用粮量、国内外往来人口用粮量等相关数量不计入其中的情况下，将人均饲料用粮的298公斤、口粮消费量的140公斤、工业用粮的70公斤相加后，乘以14.09亿人口，共计需要用粮量7.16亿吨，而这其中还包含我国1亿吨的粮食进口量。因此，我国未来国内粮食产能至少需达到6.18亿吨，而我国2014年粮食总产量为6.07亿吨。“所以，《意见》提出增强粮食生产能力，提高粮食安全保障水平，坚持把增强粮食生产能力作为首要前提，这是非常必要和极其重要的。”王东阳说。

　　作为农业大国，我国的农业竞争力同样是不容忽视的问题。“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农产品价格和生产成本都很高，这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我国农业竞争力水平的提高，直接影响农民的增收。”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王朝才说，我国农业发展仍需依靠竞争力，如果只靠补贴，那么农业很难有良好的发展，甚至很难保证国家的粮食安全。基于此，《意见》指出要打破传统农业发展路径依赖，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加快农业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

　　除此之外，当前农业发展现状也与我国千百年来的农业传统息息相关。“在我国农耕史上，素来有着‘精耕细作’的传统。其特点是，在一块土地上不计成本地投入人力物力，尽最大限度地提高产量，这就造成很多方面的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汪德华主任说，一是整个农业规模会比较分散，全都是小农经济为主，致使生产成本很高，而劳动生产率很低。这样的结果，对于我国诸如纺织等第二产业有着不利影响。他举例说，前些年棉纺织龙头企业浙江科尔集团有限公司就因国内棉价大幅高于国际棉价，而选择在美国南卡罗来纳州开设工厂。二是过于重视产量，而忽略农产品的多样化与经济价值。三是不可避免地带来资源环境问题。“《意见》提出，将过去以数量为重点转为现在的数量、质量、效益并重，这对于加快转变我国农业发展方式起着重要作用。”汪德华表示。

　　多维度剖析，助农业发展方式措施落地

　　针对上述问题及我国农业发展存在的弊端，此次《意见》在粮食安全、土地确权、畜牧业、节水农业、农业生产机械化、种业体制改革、农业信息化等方面出台了相应措施。对于这些措施，三位专家提出了建议。

　　汪德华认为，《意见》所提到的七方面部署，有些是目标，有些是措施，但总体上都是围绕着农业发展的“数量、质量、效益”三方面展开的。“比如《意见》提出，推进多种形式的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大力开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就是在转变农业的生产效益，如果农业的运作方式不改变，那么‘产量、质量、效益’并重就会很难实现。”

　　汪德华更为看重的是，“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打好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攻坚战”和“提升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确保‘舌尖上的安全’”这两方面内容。他说：“无论是环境的治理还是农产品的安全，都在某种程度上要求农业运作方式发生根本性变化。因为分散耕作的方式，导致政府无从监管，随着经营规模逐渐扩大，这种情况就会发生改变，按照现代化经营方式运作农业，监管就会有针对性，政策就会有着力点。所以，这两个方面对于农业发展方式转变，起着催化剂的作用。而其他方面的措施，如农业科技创新等，为解决这些问题起辅助作用。”

　　说到加快建设高标准农田问题，王东阳分析说：“所谓‘高标准农田’，是指土地平整肥沃，水利设施配套，田间道路畅通，农业机械能进能出，其地块规模与建设要求能够适应机械化与专业化的作业。建设高标准农田，应集中力量开展土地平整、农田水利、土壤改良、机耕道路及配套农网林网建设。通过中低产田改造，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增强农业产出能力和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

　　发挥财政职能，推动我国农业发展方式转变

　　《意见》明确了财政在我国农业发展方式转变中的地位和作用，这一点也为专家所注目。

　　“原先以产量为主要政策目标的农业补贴措施，激励导向基本上是以产量为主；现在则是以‘质量、数量、效益’三方面并重的政策目标，这就要求在农业补贴方式设计上，兼顾多元政策目标之间的并重与协调，要注重发挥科技创新的作用，制定完善的政策激励机制。”汪德华说，“由于农业补贴面广量大，在现实中存在着骗补的情况，因此今年的审计工作也将此作为工作的重点。《意见》提出各地要采取财政奖补等措施，这些措施可以有效避免骗补情况的发生。农业补贴制度改革并非是要削减数量，更重要的是改变补贴的方式。”

　　在农业信贷担保体系建设方面，王东阳建言：“由于财政的杠杆效应与农业自然风险成反比，因此财政支农资金要充分发挥其杠杆效应。一方面，根据银行坏账率，用相关财政资金对战略合作银行因农业信贷而产生的呆账、坏账以及死账进行补贴；另一方面，为农业信贷担保机构注入启动资本，充分发挥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增强金融机构发放农业贷款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最大限度地实现财政撬动金融支农资金。”王朝才认为，由于农业受自然灾害的影响很大，农业信贷担保体系对于稳定农业的发展，稳定农民收入，有着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