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了《中央管理企业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方案》，央企负责人薪酬改革的大局已定，中央调节收入分配体制、体现社会公平的决心凸显。一时间，国有大行高管降薪的话题引起广泛关注。

　　金融领域的高管薪酬平均高于其他国有企业由来已久。一方面银行业本身利润率较高，另一方面，从2002年的国有银行改革开始，五大行逐渐形成了市场和行政“双轨”的高管薪资框架。

　　2009年，针对银行高管薪资增速过快的问题，财政部曾发布对国有金融企业业绩考核细化办法，规定国有金融企业高管薪酬由基本年薪、绩效年薪、福利性收入和中长期激励组成，总薪酬280万封顶。

　　根据2013年上市银行年报的补充公告，建行董事长王洪章2013年税前年薪为214万元；工行董事长姜建清去年最终薪酬核定为税前199.56万元；2013年5月底才出任中国银行董事长的田国立8个月的薪酬则为税前135 .82万元。另据年报显示，刚刚递交辞职申请的农业银行董事长蒋超良，2013年拿到了113.36万元的薪酬；交通银行董事长牛锡明则拿到了179.22万元的薪酬。

　　而在金融企业内部，高管与基层员工薪资的“鸿沟”也在逐步拉开。智联招聘的调查报告显示，国有银行员工的平均年薪是16万，高管们的平均年薪则是这个数字的十余倍。此前有媒体调查，长三角地区某国有行信贷风险总监2013年日均赚2.3万元，而编外柜员的年收入只有5-6万元，于是有了“高管干一天，柜员干仨月”的说法。

　　与同为银行业的股份制银行相比，国有银行高管的薪资并非占据绝对优势。2013年前10位上市银行高管薪酬排行几乎被平安银行和民生银行包揽，其中平安银行新任行长邵平更是以833.26万元的薪酬夺魁。另据业内人士透露，在华外资银行部门高级经理的收入水平就在百万元以上，一些国际知名的外资银行全球CEO的收入水平甚至是千万美元。金融行业的高薪，在全球范围内几乎没有例外。

　　在专家眼中，中国国有银行在全球银行业中规模位居前列，高管拥有高薪似乎不值得如此多的非议。“西方银行的高管是由董事会作为最高权力机构来投票选举或聘请的，对高管的要求就是股东利益最大化，并获得相应的报酬。”中国人民大学金融学教授赵锡军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我国央管银行机构高管的聘选和报酬，不完全依靠市场，而是通过相关部门来考察，可能组织上的安排。这种不纯粹的市场化背后隐含着经济利益和行政权力的叠加，或许才是国有银行高管薪资受到特别关注的原因。

　　 中央财经大学教授郭田勇认为，近些年金融行业实现高额盈利，高管肯定功不可没，高薪酬也是个人能力强的体现；但另一方面国内金融市场不完全开放，政策保护严重，如果单以高盈利和高工资画等号，也不客观。

　　“双轨”的央企高管待遇，同时催生了一系列“尴尬”：一方面央企部分负责人的薪酬比公务员系统的部级官员高数倍甚至数十倍；另一方面，根据2012年和2013年中国银行年报，中行信贷风险总监詹伟坚取酬596万元、574万元，薪酬水平远远高于几大行的一把手。

　　学界对“又是高官，又是高管”的双轨模式争议颇多。中国企业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副会长李锦不久前表示，央企薪酬改革的重点，是要先弄清央企高管是不是官员。李锦说，和2009年的央企负责人薪酬改革相比，此次改革开始触及政企分开这个根本问题。换句话说，如果央企负责人是真正的企业家，那么他们的薪酬就应该交给市场；如果他们由行政任命，那么他们的薪酬就应该受到一定的约束。

　　追溯当年国企改革之时，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破除了国企“大锅饭”、“平均主义”的积弊，为国企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源泉。而在当下，央企负责人薪酬制度的改革面临着现代企业制度和行政属性约束下的薪资理性回归的难题。这个难题，需要市场参与各方用理性地眼光看待，并探寻出合适的破解之道。（万玉航/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