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网财经12月17日讯 (记者 拉雅) “新常态就是按经济规律办事。过去几年我们的超高速增长是不符合经济规律，也只能是暂时的现象，因为它带来的损失是惊人的。”近日，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厉以宁在第十四届中国经济论坛、2015网易经济学家年会，以及相关媒体的专访中，多次集中地对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内涵外延、发展理念和发展方式转变等作出新的独家阐述。

　　新常态本质是按经济规律办事

　　“经济的超高速增长是‘非常态'的，我们付出的代价也是惊人的，第一个代价是资源加快枯竭，第二是生态破坏，第三是产能过剩，第四是低效率。除此以外，还有最重要的一个弊病，就是错失了结构调整的机会，错过了技术创新的机会。这样下去是难以为继的。”

　　厉以宁指出，在新常态下即使经济增长率下降到7%，甚至百分之六点几，在全世界仍然是居于前列的，而结构合理了，则将大有利于今后的稳定增长。

　　为此，厉以宁强调中国经济发展的衡量指标要做出调整。他认为，不要再给经济增长率规定硬性指标了，而应采纳软指标。比如说，过去定下8%GDP增长目标，全国上下都为8%而奋斗。发达国家是用软指标的，软指标是预测值。比如，经济增长率预测为5%，但是过了一个季度、两个季度以后，可能完不成，就调整预测，预测降为4.6%左右。实践证明，采取软指标有很多好处。硬指标则形成了给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的压力，结果可能会弄虚作假，或者不顾成本拼命地增加产值。

　　中国经济中有两个指标比增长率更重要，一个指标是失业率，另一个指标是通货膨胀率。这在世界上是通行的，任何一个国家都把这两个指标放在重要位置。比如失业率可控制在4%～5%，超过5%，一定要采取措施。通货膨胀率在3%～4%或者以下，社会可以承受，过了这个线也一定要想办法。

　　四大理念误区待转变

　　厉以宁认为，在新常态下中国的发展理念也亟待转变，他着重指出四种发展观念误区。

　　首先是对出口和进口的看法需要调整，不是出口越多越好。过去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为了赚取外汇的目的，出口越多越好。但出口和进口应该是基本平衡的，你老出口，别的国家怎么办？这种贸易关系不能长久维持。外汇储备也不是越多越好，因为外汇储备主要是要用得好，如果不会用，就会带来很多问题，这是一个需要调整的观念。

　　高就业未必和高投资有因果关系。这是过去长期的观念，觉得高就业就必须有高投资，高投资，然后才能从里出现就业的新岗位。厉以宁说，“这些看法渐渐不灵了，我在外面调查，很多厂现在正忙于投资，我问他们会增加多少人？他们说一个人都不加，还要裁员。这是怎么回事？因为用机器人，用新技术，还有我们重产品的质量，也重人才的质量，人才质量这一方面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现有劳动力如果在技术创新以后、工厂设备跟进以后，还要再学习，如果他年纪大了就退了，因为他不适应新技术条件下的经济增长。所以，高投资未必高增长，这是第二个应该转变的观念。

　　高利率未必能够抑制通货膨胀。高利率抑制通货膨胀是有前提的，假定通货膨胀是需求拉动的通货膨胀，这时候高利率有用，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需求带动的通货膨胀会有，但成本推进的通货膨胀一样存在，假定是要素成本上升，假定供给不足，短缺部门没能跟上去，这种情况下高利率有什么用？高利率反而造成了企业的困难，而通货膨胀如果在成本推进的条件下，结构失衡的条件下发生，那唯一的办法是要降低利率，降低利率但要引导性的让供给短缺的部门转移，让它把结构调整搞得更好，这一点也是未来经济观念里一个新的观点。

　　最后，中国经济需要“三种调节”。市场调节是第一种调节，非常重要，而且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政府调节是第二种调整，靠的是法律法规政策，而且政府调节是起着引领的作用，起着规划的作用。道德力量调节是第三种调节，道是有形又无形，因为它是靠自律，靠文化建设，靠乡规民约来实现的。自律是一种无形调节，如果是文化建设，企业文化建设，社区文化建设，校园文化建设等等，这都是有形的，而第三种靠的是自律和文化调节以外的乡规民约，乡规民约既是有形又是无形，口头上存在，也可能写成了文字。总之，有了道德力量调节，我们的两个底线就出现了，一个是法律底线，大家在依法治国的学习过程中都了解到了，但另一个底线就是道德底线，人不能违背法律底线，也不能违背道德底线，所以在今后的经济发展理念中，应该把这点看得更重要。

　　四项改革要进行到底

　　中国要完成中高速增长率的常态，除了要改进弹性指标还要改革配套。当前这么多的改革当中，厉以宁认为最重要的是以下四项改革。

　　第一，建立完善法人治理结构的市场主体。国有企业有两个层次的改革，一是高层次的改革是资本资产机制的改革，资本如何发挥更大的作用，国家应该管资本，把资本用活，二是国有企业的改革，国有企业的改革必须分门类、分行业，有些行业公益性的，有些行业是国家特别重要的，不可或缺的，还有一些竞争性的行业，所有行业共同的目的就是把企业搞活。第二，收入分配的协调，这个主要在初次分配。初次分配最大的问题就是农民没有产权，农民在土地上应该确权。收入分配的协调必须让劳工市场有完善的议价机制，工资水平怎么定，得有一个合理的议价机制。应该按照国外的经验，工会参与，工会参与到议价当中，这样初次分配就可以得到一个合理的解决。

　　第三，农牧民农产品出售和收购方议价不均等，或者一些买主和采购方说了算。第四，改革教育体制，教育资源的分配应该是均衡的，教师现在城乡不均衡，这样下去中国垂直流动的渠道越来越窄，农民工的儿子还是农民工。(中国网财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