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构：全球市值TOP2500家上市公司中——

　　【金融·资本】 2014年中国上市公司CEO更替率全球第一

　　CEO更替引发的改朝换代，在公司内部绝对算得上一场人事地震。但对“国字头”中企来说，过去数年却并不多见，因为除了年龄触线、仕途升迁这样的原因，国企CEO更替的几率少之又少。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近日从咨询公司思略特(编者注：其前身博斯公司与普华永道合并组建而成的咨询公司)获得的数据显示，2014年中国上市公司打破过去的沉闷氛围，在以去年1月1日收盘股价为基准的全球市值最大的2500家上市公司中，有193家是中国公司，中国CEO更替率从以往的全球垫底跃升第一，达到15%，共有25家上榜公司(含21家中国国企和4家民企)29位CEO离开原来的岗位，其中有25位来自国企。

　　记者对比纵向数据发现，低迷的中国CEO“换手率”其实是从2013年开始发生变化的。在2013年以前，中国上市公司CEO整体的更替率大约只有全球主要经济体平均水平的一半。值得一提的是，能够登上市值榜单的中国上市公司多数是国企。

　　不过，记者调查后注意到，过去一年，多数仍然是因为年龄、内部职位变动等因素引起的换届，同时在反腐、企业结构调整等原因作用下，中国CEO更替率才上升到全球第一，达15%。

　　两位CEO离岗或涉反腐

　　思略特独家提供给记者的数据显示，在其跟踪调查的2500家上市公司中，2014年有两位中国国企CEO的更替可能与反腐动作相关，分别是中国中铁股份公司(601390.SH)CEO白中仁和国海证券(000750.SZ)CEO齐国旗。

　　“国企负责人腐败其实是与我们的部分国有资产产权不清晰、企业干部在使用过程中约束监督机制不强有直接的关系。”接受记者采访时，中央党校经济学部副主任韩保江教授坦言。

　　公开报道显示，2014年1月，曾经是中国中铁CEO的白中仁在任期即将届满之际意外坠楼。关于其意外逝世的原因，见诸报端的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因为中铁债务包袱不幸罹患抑郁症；另一种猜测则是可能与铁路系统的反腐浪潮有关。

　　相比之下，国海证券总裁齐国旗的落马或许释放出更确定的反腐信号。这位国海证券的灵魂人物2014年11月被警方带走协助调查，被媒体和业内人士认为起因是涉及债市黑金，成为债市反腐的标志性事件。

　　记者注意到，齐国旗被警方带走后，桂东电力(600310.SH)、河池化工(000953.SZ)都曾发布公告宣布减持国海证券的股票。而2014年1月白中仁意外坠楼后，中国中铁的股价也低迷了很长时间。

　　“相对而言，民企的内部监督机制更强，对腐败的容忍度更低，但国企内部没有一个所有者，所以国企监督机制较弱，容易产生一些管理腐败。”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微观室副主任剧锦文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这样解释。

　　随着反腐力度的不断加大，今年或许会有类似的CEO更替案例发生。事实上，据媒体报道，今年中央在首轮巡视中，已有26家国企中的多名高管接受处分和调查，其中包括中国电信原副总经理冷荣泉，中海油原党组成员、副总经理吴振芳等。

　　多位国企CEO因超龄被动换届

　　记者注意到，中国市值第一梯队的国有企业中，CEO更替最大的原因仍然是因为年龄触线。如中国银行CEO李礼辉去年离任时63岁，与去年卸下海通证券CEO身份的李明山同岁，上海电气集团CEO徐建国去年退休时已经64岁，兖州煤业CEO张英民也因年届62岁而被更替。

　　“国企上市公司CEO大部分是由政府任命，公司本身由各级国资委控股，CEO任免必须获得国资委批准，政府在衡量国企经营者的标准中，身份和级别仍然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绝大多数国企经营管理者还是政府的‘准官员’，所以很多都是因为超龄这样的问题发生常规更替，更替率的提高并不能代表国企董事会治理更加市场化了。”一家券商的国有资本观察人士对记者坦言。

　　思略特全球合伙人徐沪初也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分析，通过对近15年数据的跟踪观察可以发现，中国上市公司董事会治理的市场化程度的确较低，与西方国家相比仍有一段差距。

　　国企CEO更替市场化程度不高的另一个标志是继任者的来源。曾有调查称，大型国企 CEO继任者中，有1/3 来自企业外部，而外部继任者中有超过 2/5来自中央、国务院各部委、地方政府等政府机关。

　　国企罕见职业经理人

　　记者注意到，能够登上全球市值2500强，且去年发生CEO更替的中国企业里，仅有4家为民营企业，分别是天士力制药集团、搜房控股、新奥能源和四环医药。其中有两家在计划更替时选择了聘用职业经理人，两位继任者分别为天士力制药集团CEO朱永宏和新奥能源CEO韩继深。

　　民企董事会更替的市场化尝试明显比国企用力。比如，天士力本身是家族企业，董事会将CEO职位让给了与家族血缘毫无关系的朱永宏，从天士力董事局主席闫希军和总裁吴乃峰的独子闫凯境手中接过生杀大权，闫凯境仅出任董事长。

　　对于家族企业究竟应该从内部选择CEO还是从外部聘用职业经理人，一直各有说法。国美与其前职业经理人陈晓的交恶而演绎的世纪商业大战，至今让许多家族企业心有余悸。另一方面，也有越来越多民企上市公司选择像富士康董事长郭台铭那样不传位子女。

　　咨询公司麦肯锡研究还显示，全球范围内家族企业的平均寿命只有24年，其中只有约30%的家族企业可以传到第二代，能传至第三代的家族企业不足13%，只有5%的家族企业在传至三代以后还能继续为股东创造价值。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建立职业经理人制度，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以后肯定提倡更多从外部聘任职业经理人，但是因为我们很多国企干部是按照党的系统来管理的，更多是要通过组织考察，与国外一般从市场选拔不一样，我觉得什么事都要从中国实际出发。内部有合适就从内部选，内部没有合适的再从外部选。随着以后越来越市场化，这会成为很自然的事情。”韩保江教授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表示。

　　剧锦文则对记者强调，国企应该是分类型的，一类是公益性公司，无所谓从市场上挖掘继任者，因为本身就强调承担更多公益性服务，而不是追求营利目标，只要能担当社会责任，政府去选拔就可以。剧锦文说：“对另一类处于竞争领域的企业，他们主要是营利为目的，就要求企业经营者要有相当的经营能力，建议更多从竞争性的市场去选拔最优秀的管理者进入国有企业，担任最高决策者。”

　　思略特报告数据显示，去年上榜企业中，尚无一家国有上市公司的CEO更替是从外部聘用职业经理人。

　　董事长身兼CEO等现象不利于公司治理

　　对于有的国企CEO同时担任董事长、董事等职这种现象，韩保江教授对记者强调：“权责分离肯定是大势所趋，因为从现在法人治理结构看，CEO与董事会是一种委托代理关系，这是一种激励与约束相统一的关系，所以分是合理的，一兼多任是不合理的。”

　　在记者获得的更替名单中，去年共有5家企业董事长或总裁主动不再兼任CEO，其中3家是国有企业，分别为中国中铁、上港集团、兖州煤业，四环医药和搜房控股为民营企业。

　　《公司法》显示，公司股东依法享有选择管理者的权利。从法理上看，公司股东所组成的董事会与CEO存在一种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这种关系其实从另一个层面也发挥着相互激励与相互监督的作用。

　　“按照公司的制度来看，董事长与CEO分离是公司制度的一个根本的要求，合二为一的话可能会导致这种‘廉价决策’。”剧锦文如是说。

　　作为现代企业治理中的重要机构董事会，其在公司的发展过程中一方面发挥着维护股东利益的作用，另一方面则在指出公司未来的发展走向与制定决策方面占重要位置，如何发挥好国企董事会的作用，对于国企的良好发展有决定性意义。

　　思略特报告显示，近年来被迫更替CEO的公司股东价值损失高达1120亿美元，相当于每家公司损失18亿美元，远高于计划内更替产生的损失，若能将被迫更替率从去年的14%降低到10%，这些公司股东价值将总共增加600亿美元。

　　“CEO更替计划做得好的公司，一般都能将CEO治理作为董事会的日常议题，这样做常常能够防患于未然。”徐沪初对记者解释，“既然CEO更替牵涉到公司价值，就需要得到公司高层董事会的重视，而不是转移给人力资源部门，首先，董事会要为继任流程负责，建立一个牢靠的、可持续的高管聘用体系；第二，董事会必须制定继任计划，这个计划必须保证机密；第三，人力资源流程必须对那些为公司人才发展作出贡献的经理给予奖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