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资保险发展之困：22家“50:50”中外持股结构的公司中，包括安盛天平在内目前也只有9家实现盈利，

　　如果看综合收益总额科目的话，只有6家实现正收益。

　　去年入夏即宣布接盘中荷人寿50%股权的法国巴黎银行，至今未获监管层批复完成交接。超过一年的过渡“真空期”，让这家合资公司管理层不再平静。

　　4月中旬的一个下午，中荷人寿召开董事会。除董事会成员外，法国巴黎银行派驻观察员列席当日会议。4点会议结束，5点，中荷人寿董事长召集部门总以上干部宣布：经董事会研究，总经理张剑锋任期已满，不再聘任其担任公司总经理职务。

　　多位人士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证实，张剑锋本人参加了当天的董事会，但会后一小时的宣布，张却并未在现场。第二天，一封以“总经理办公室”名义落款的上述内容通知邮件群发至中荷人寿各部门。有公司内部人士称，张的公司手机号和邮箱已被停用，在大连总部的总经理办公室被紧锁。

　　也就是说，在法巴银行获批进驻之前，中荷人寿将由执行副总骞丽君为公司临时负责人，行使总公司总经理职权。骞丽君从2007年起在北京银行任职直到2010年进入中荷人寿。

　　5月初，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收到中荷人寿内部人士爆料，称公司作出张剑锋任期已满不再聘用的决定，并未形成董事会决议。“董事会并未就此事达成一致意见。而且张的任期到7月才满。”该人士自称因与张关系较近而受“牵连”，张事件后自己也接到公司将与其解除劳务合同的意思表示。

　　“接到通知确实很突然，上午还在开会，下午就宣布不再是总经理了。”当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问及董事会当天的实际情况，中荷人寿另一位部门负责人如此坦言。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拨通张剑锋秘书手机，秘书称“不方便做任何回复”。

　　董事会召开的3个月后，中荷人寿数位与张接近的人士(部分近期已离职)陆续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达与上述爆料者同样的意思。他们称自己在公司“受到不公正待遇，正在考虑走法律程序解决”。部分人甚至认为这是中方股东想在新股东进驻之前率先布好“人事棋局”。

　　“我们向张本人和列席会议的法巴观察员都求证过，会上并未就此事达成一致。况且监管还没有批准新股东进入，荷兰国际集团(International Nederland Group，下称ING)仍是中荷人寿占比50%的股东，理论上仍然需要张履行总经理职责到新旧股东交接那一天。”一位接近张剑锋的人士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说。

　　8月15日，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向中荷人寿董秘求证张的离职是否通过董事会形成决议，董秘坚称“有决议，但是商业机密，媒体不是监管机构，不便公示。”问到决议是在何时形成时，董秘回答，“董事会决议我不便向你透露。我明确能说的就是张剑锋任期满不再聘用。我们是根据董事会决议下发的文件。”至于张剑锋究竟是4月还是7月任期满，董秘仍称，“不能把员工信息公开，但7月任期满的说法不正确”。

　　按照董秘说法，张剑锋目前仍是外资股东方提名的“股东董事”，仍可以参加董事会直到新股东进驻，但“他不是执行董事，不必要在公司上班”。

　　当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求证是否与部分员工解除劳务合同一事时，董秘表示不知情，但保证“没有因为总经理离任开除任何员工，中荷人寿是家合资公司，企业文化很单纯。所有人事处理流程都符合劳动法，经得起任何审计检验。”

　　无论事实真相如何，众说纷纭、明争暗斗，都只是合资险企发展困境的一个表象。相比之下，业绩更能说明问题。如中荷人寿般50-50中外股东持股比例的22家合资险企中，包括安盛天平在内目前也只有9家实现盈利，如果看综合收益总额科目的话，只有6家实现正收益。

　　张剑锋的两面评价

　　张剑锋，一位来自中国香港，在寿险业拥有超过30年工作经验的北美精算师。1998年开始进入内地保险圈，离开金盛保险加入中荷人寿之前，还分别担任过中宏保险和友邦的分公司总经理。

　　外界对其的评价是专业、经历丰富。在中荷人寿内部也有两种态度，一种认为张剑锋作为总经理分管的个险、经代等渠道，发展速度无法赶上银保，甚至让个险代理人数量大幅下滑，“大连地区的代理人队伍从最高峰时2700余人下滑到现在的900人。”

　　另一种声音则认为，北京银行入股后，公司从财务到人力等各种资源都向银保渠道倾斜，个险、团险等其他渠道甚至一些后援部门得不到正常人力、物力支持，“存在很大风险隐患”。

　　“张剑锋由ING聘用并派驻到中荷人寿，与公司本身并没有直接劳务关系。当时ING以为在今年7月前可以与法巴银行完成股权交接，但监管那边迟迟未批，张与ING的合同到期后，现在是一个月一签。”上述接近张人士透露。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2002年，ING与北京首都创业集团共同出资成立了一家中外合资保险公司，当时名叫“首创安泰”，总部设在大连。

　　2009年初，张剑锋受雇于ING，身份由友邦上海分公司总经理变为首创安泰总经理。随后，北京首都创业集团将所持股权转让给北京银行，首创安泰随之更名为“中荷人寿”。

　　一位中荷人寿创始员工曾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介绍，2008年到2009年，公司走过快速扩张之路，“不到半年时间，曾有一家分公司一个半月完成一年任务，我们称之为腾飞项目。”这个项目成就了公司的规模保费。但五年之后，中荷人寿遇到了与其他寿险公司同样的集中退保和给付高峰，“十几个亿，因为有提前准备，还算平稳度过了”。

　　从2009年下半年开始，包括张剑锋在内的董事会在策略上做出调整，“停了趸交型产品，这对银保来讲是硬着陆。当时5家分公司有3家业务停滞。”现在中荷人寿尝到甜果，今年期缴比例已经占到88%，结构相对健康。

　　2011年中荷人寿的新业务标准保费增长率为22%，其中银保渠道增长29%，个险增长10%，经代渠道增长25%。当年综合增长率为26%，远高于同期合资保险公司-5%的平均水平。张剑锋当时接受采访时表示，这主要得益于转型之后的续保率和新业务。

　　到了2012年，中荷人寿结束9年亏损长跑，当年开始实现净利1210万。盈利后公司管理层持续结构转型，“个险，团险，银保要多条腿走路。”上述人士称。

　　合资解困只能靠银行？

　　最早的合资保险公司在中国发展已有18年，但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根据保监会数据统计，截至今年6月底，寿险原保费收入的外资(包括合资)市场份额仅为4.9%，2013年全年这一数据为5.6%。而产险业的外资份额甚至不到2%。

　　如果仅观察如中荷人寿股权性质一样的“50-50”持股比例的中外合资公司，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梳理，产寿共有22家。其中，最早开业的是2000年成立、由中信股份与英国保诚合资的信诚人寿，最晚是2013年成立的德华安顾寿险。今年初，天平车险与安盛集团合并成为“安盛天平”。

　　这22家“50-50”合资的公司中，包括安盛天平在内目前也只有9家实现盈利，如果看综合收益总额科目的话，只有6家实现正收益。

　　合资保险发展之困由来已久，原因主要集中在外资股东难以提供渠道支持、境外保险人才难以适应境内市场特性等，而中资股东对保险，尤其是寿险，盈利周期预计较短，因此对渠道、产品结构的偏好各异，往往造成中外股东理念无法融合。

　　理念无法融合而导致分手最极端的例子，是去年日本第一生命与中国华电集团合资筹备的华诚人寿，尚未开业即宣告终止筹备。

　　“内耗往往是最降低效率的，中外资股东理念融合就会有合力。”一位合资保险公司人士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说，他认为招商信诺是一个正面案例。

　　多年经营业绩不佳，引入境内银行股东是部分外资合资险企找到的解药。借助中大型银行多网点和客户资源，寿险公司可以迅速扩大规模，而恰好银行正需要配置保险牌照满足其多元化发展。

　　近两年银行系保险公司规模增速令人侧目。例如中邮人寿，今年1月银保新单规模保费113亿，同比增速784%，排名已上升到第四，超过了太平寿险、生命人寿以及泰康人寿。

　　但银保系人士也透露出对前景的担忧和尴尬。“初期是靠股东优势—银保渠道把规模做起来，第二步还是要比拼产品质量。”一位银邮系寿险公司内部人士坦言。

　　“我们在打一个时间差和地域差，城郊网点的客户对金融理财信息接受度相对较浅，保费收入排名高的地区也集中在河南等地。比较容易做市场培育。但再过一两年，二、三线城市的人都知道余额宝这类产品后，我们提供收益率并不高的保险理财产品，就可能卖不动了。”

　　产品竞争力不提高使得险企很难有拓展空间的另一原因是，“有了股东银行的背景，同时也出现了跟他行合作的局限性，这些问题都有待解决。同时股东支持都是总行层面，到支行基层网点，银行的理财经理一定是哪家给的佣金高卖哪家产品。”(编辑 王芳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