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关于人民币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特别提款权（SDR）篮子之事备受国际金融界热议。

　　最新消息显示，IMF将在11月晚些时候正式开会讨论这一事宜，而不是之前有专家透露的11月4日。仅这一日期的变化就成为被财经界报道的事件，足见其重要程度。

　　根据目前多方已经透露的表态，本次人民币“入篮”几乎无悬念。届时消息一旦正式确认，对于中国，对于世界经济都可谓大事。

　　资料显示，SDR是IMF于1969年创设的一种国际储备资产，用以弥补成员国官方储备不足，其价值目前由美元、欧元、日元和英镑组成的一篮子储备货币决定。这就是长期以来人们常说的全球四大储备货币。人民币一旦“入蓝”，将成为第五种储备货币，事实上，从当前的实际使用来看，人民币已经超过日元。

　　根据IMF规定，纳入SDR的一篮子货币需满足两个标准，一是货币发行国家的出口贸易规模，二是货币能够自由使用。IMF每五年进行一次SDR篮子审查。在2010年评审时，人民币满足了第一个标准，但未达到第二个标准。

　　而众所周知，过去的五年，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出现质的变化，多国争相建设人民币跨境交易清算中心，中国央行与多家央行实现货币互换。最近4年来，货币互换量增长了350倍。尤其是今年以来，人民银行出台一系列措施加快人民币市场化进程，包括：公布外汇储备中的货币构成，向外国央行、国际金融组织和主权财富基金开放银行间债券市场和外汇市场，完善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报价机制。中国还采纳了IMF数据公布特殊标准，将按照这一特殊标准公布相关统计数据。

　　在今年8月份发布的初期评估报告中，IMF已经给予比较明确的暗示：种种迹象表明，人民币国际使用规模和国际交易的不断增长是长远趋势。IMF第一副总裁利普顿在10月下旬的一次采访中也说，人民币纳入SDR是“积极的”。

　　但技术评估与最终的确认之间并非易如反掌，期间还要经过复杂的大国博弈等许多看不见的政治角力。预定于11月举行的G20集团峰会上，SDR估计也是离不了的话题之一。

　　不管怎么说，借助中国经济腾飞之势，人民币国际化顺风顺水，成为主要储备货币是不可阻挡之历史潮流。今年的11月，有望成为人民币国际化的一个重要历史节点。现在，也许该考虑的是，“入篮”之后，人民币又该如何？

　　对中国而言，人民币“入篮”当然是利好。花旗银行新兴市场部经济主管戴维·卢宾日前在英国《金融时报》上说，对中国而言，近期收获最大的好处是会催生资本从世界各央行流入中国，各国央行会增加它们对中国投资的储备份额。这有利于中国对冲资本外流的风险。长期而言，人民币“入篮”对国际货币秩序有着极大的影响。卢宾说，利害攸关的中国有机会建立一个“有中国特色”的国际货币体系。

　　俄罗斯《观点报》近日引用外汇专家杰耶夫的话说，人民币早就有权成为国际储备货币篮子的成员。另一位俄罗斯金融专家萨莫法洛娃则预言，人民币再过一些年会开始更加积极地挤占美元的国际市场。英国渣打银行预测，今后大宗商品可能以人民币而非美元来重新定价，这将导致中国拥有更大的金融权力。进一步地，英国《每日电讯报》记者蒂姆·华莱士把这一事件看作是美国作为全球无可争议超级大国时代的终结。

　　业内人士表示，美国之所以一直能够对世界各国银行以及在其他国家进行的交易强制实施他们自己的规则和制裁，是因为美元是在纽约结算的。而中国正在建立起自己的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交易可以在中国直接结算，从而使中国获得与美国类似的金融权力。

　　渣打银行预测，从现在到2030年，世界经济增长的70%将来自新兴市场。新兴市场在全球GDP的占比到2030年预计将增至60%以上，而在2010年仅为40%。

　　面对世界经济的变化，未来“入篮”的人民币无疑也将面临许多挑战。从金融领域看，这包括本国金融市场的广度与深度是否已经足够吸纳来自世界的巨额资金往来，中国是否已经真正具备国际一流的金融监管能力，能够防范可能出现的金融风险。最近有不少金融专家就提醒，在中国十三五规划期间，如何避免出现大范围的金融危机是至关重要的。

　　而从国际关系的角度，如何审慎使用人民币带来的金融权力并非易事。尤其是，如何处理好与受到严峻挑战的美国的关系，将相当微妙。

　　最近英国《金融时报》刊登的专栏作家戴维·皮林的一篇文章颇值得思考。在这篇题为《“中国叙事”挑战西方价值观》的文章中，皮林引用了自上世纪70年代就负责报道中国事务的美国资深新闻人、学者夏伟（Orville Schell）的观察：中国的形象依然处于“受伤的巨人”与“崛起的强国”之间的分裂期。

　　这种观察在西方智识阶层很有认同，其实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美国人的不安。从很多意义上看，人民币“入篮”获得的金融权力及未来影响，决不仅仅限于金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