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红衣教主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署名文章，原标题为《周鸿祎：没有制度创新，“双创”只能是一句口号》，周鸿祎主要在文章中谈了两件事，一是对股权众筹希望能够减少限制，尤其是法律中关于股东人数不能超过200人的限制，第二是员工的期权税太重，希望能够减免。

　　以下为周鸿祎的发表文章全文:

　　清障搭台、化繁为简、简政放权，都是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创造良好制度环境。目前，我国的公司法、证券法等，存在一些不与时俱进的规定，这有可能成为“双创”绊脚绳。比如，对股权众筹股东数量的限制，对期权收入的个税征收等。

　　对众筹股东数量应减少限制

　　初创企业融资难是一个老问题，第一笔资金往往来自父母和亲朋好友，银行不要指望，天使投资也不是那么容易获得。但有了互联网以后，初创企业可以通过金融平台，让很多素不相识的人知道创业者做的项目，可以从认同者那里融资。如果一万人愿意投资这个项目，每个人一万元，风险就不大。如果成功，回报率也很高。有了股权众筹，普通人都能参与到创新创业中。

　　我们在开发360奇酷手机的时候，也有进行股权众筹的想法。360公司投资20多亿元成立了奇酷手机公司，从中切出一小部分股权，再限制一定的份额向普通人开放。他们既可以享受奇酷公司未来价值增长所带来的回报，也可以根据一定折扣购买奇酷的产品。我们并不缺钱，对我们来说，股权众筹是一种用户策略和营销策略，这些人购买了奇酷的股权，他们既是用户，又是股东，会积极地向我们提出各种产品建议，同时也会热情地向其他人宣传产品。对我们来说，这批最铁杆的用户非常重要。

　　但根据公司法，非上市公司的股东不能超过200人。与公司法相对应，我国证券法第十条规定，向不特定对象发行证券的，或向特定对象发行证券累计超过200人的，都算是公开发行证券。公开发行证券则必须通过证监会或国务院授权的部门核准，需要在交易所，遵循一系列规则去交易。

　　我理解公司法、证券法这样规定是为了防止出现非法集资，一旦集资人跑路，就会成为社会不安定因素。但这样的规定过于“一刀切”，与现实发展和需要有些脱节。首先，我们都已经投资了20多亿元，根本不可能跑路。其次，我们对每份投资额都做了限定，即使出现风险，也不会导致投资者倾家荡产。第三，我对自己的公司和产品充满信心，我甚至愿意以我个人的资产作为担保。像这样的设计，与非法集资根本不是一个概念。

　　因此，希望公司法、证券法与时俱进，根据今天技术发展和市场情况，及时修改完善，为互联网创新提供更好的制度支持。

　　对期权收入征税应给予优惠

　　对员工出售期权的收入征收高额的个人所得税，也值得商榷。

　　像360这样的互联网公司，基本实现了全员持有股票或期权。我认为他们不是员工，而是公司的合伙人，是创业者。他们有了股票，有了期权，有了主人翁意识，就会特别积极地为企业创造未来。互联网公司发展迅速，原因是员工愿意加班，愿意勤奋地工作。如果没有期权和股票作为激励，员工不可能有这样的自觉性和积极性，这个企业不可能发展很快。

　　初创企业要发展，必须要不断引入高端人才、专业人才，但这些人才在大公司里拿着丰厚的薪酬，初创企业根本给不起。这些高端人才降薪加入初创企业，授予期权或股票之后，他们将在几年之内忍受这种低收入。

　　按照现有法律规定，我国对企业员工出售期权所获得的收入按照个人所得税来进行征税。如果这家初创公司发展到后来上市了，他们卖了期权赚一部分收入，国家是把期权收入和员工月工资收入加在一起，征收可能高达45%的个人所得税。虽然员工一次性出售期权赚了不少钱，但他或许在前五年甚至十年内一直拿着低工资。

　　另外，企业授予员工股票和期权，都是具有限定条件的，就是说一年只能出售一部分，四五年才能出售完。如果公司股价跌了，员工赚不到什么钱，之前长期的较低工资也算是白忍了。因此，希望国家对期权等远期激励收入适当给予支持，提供税收方面的优惠政策。

　　改革开放30多年，出现的几波红利都是因为当时国家的宽松政策环境，从1984年开始，中国出现了一个大的创业潮，出现了像联想、华为、万科这样的著名企业，这也是制度改革带来的红利。1990年之后，我们这群搞互联网的毛头小伙子敢辞职下海，也是政策对待新生事物采取宽松和支持的态度。今天互联网的繁荣局面，根本上讲就是当时宽松的制度环境决定的。

　　那么，今天的红利在哪里？我觉得仍然在强烈希望改变自己人生的年轻人身上，所谓软实力，本质上是年轻人的创造力。但能不能真的产生红利，就看制度环境，就看行政、法律等方面是如何地引导、激励、扶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