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邮一位民国初年出生的老太，2013年近百岁高龄时病逝，留下一张清朝时期的红木桌子和几把椅子。正是这些价值百万元的“传家宝”，让六个子女的家庭卷入到一场长达2年多的遗产官司中。日前，经过扬州市中级法院终审，才使其告一段落。 通讯员 葛学涛 吴磊 扬子晚报全媒体记者 于英杰

　　缺席的“家庭会议”

　　埋下遗产纷争的“种子”

　　老太名叫王英，出生在民国初年，王老太老伴在1995年就去世了，他们共同养育了六个子女，老大、老二、老三、老四、老六都是男孩，老五是女孩，早已成家立业。2013年初，这位年近百岁的老人因病去世。留下的主要遗产，就是一张清朝时期的红木桌子和4把已破损的红木椅子。

　　由于一些品种的红木极为稀缺，红木家具的价格连续多年暴涨，一斤的市场价已高达几万元。为此，这套桌椅在王英的几个子女眼中，已变成了珍宝。在老人病逝的当月，老大通知其他5人召开家庭会议，但老五、老六没有参加会议，因为当时已有风声说，准备把这些红木家具分给长孙——老四家的儿子，老五、老六对这样的分配方案不满意，索性就没参加家庭会议。

　　尽管两人缺席，但家庭会议如期召开，会议形成了一份会议记录，内容大致是：红木桌子由老四儿子继承，并由其给予其他法定继承人一定补偿，补偿额为红木桌子价格的10%。另外，4把红木椅子交由他修整成两把完好的椅子。

　　遗嘱突然出现反让争夺战“升级”

　　老六“占”文物不让，遗嘱忽然出现

　　对于这份分割遗产的家庭会议记录，老六很有意见，认为由于他和老五没有参加会议，不能就此分配遗产。除此之外，老六认为，王老太晚年一直在他家生活，这套桌椅也存放在自己家。最终矛盾进一步扩大，引发讼争。

　　2013年5月，老四到高邮法院起诉，要求继承遗产份额50万元(原告对桌椅暂时估价100万元)，要求被告老大、老六给付财产份额，并承担诉讼费用。

　　审理中，老六的儿子申请以独立第三人身份参与诉讼。老六的儿子拿出一份王老太于2012年2月份，由他人代书的一份遗嘱。在遗嘱中，王老太将其所有的主要财产，即红木桌子一张和红木椅子4把归老六的儿子继承，并强调其他亲属子女无权相争。这份遗嘱的出现，使原告的诉讼请求失去了基础。

　　老四怀疑遗嘱造假，再次发起诉讼

　　作为原告的老四，对遗嘱的真伪提出强烈质疑，并申请对遗嘱形成时间进行鉴定。2013年9月6日，南京师范大学鉴定中心作出《司法鉴定意见书》，其鉴定结果认为，遗嘱形成时间是真实的，原告于2013年10月申请撤诉了。

　　然而2013年11月，老四再次向高邮法院起诉，被告是老六的儿子，要求确认老六家儿子拿出来的那份遗嘱是无效的。随着诉讼进行，王老太6个子女分化成了“两大阵营”：老二、老三、老四是一派，他们认为遗嘱是伪造的，红木家具应该按家庭会议记录分配，由二老生前最喜欢的长孙，即老四的儿子继承；老大、老五(老太唯一的女儿)、老六是一派，他们认为遗嘱是真实、可信、有效的，红木家具应该由老六的儿子继承。

　　立遗嘱时是否清醒，引发隔空激战

　　原告老四认为，母亲王老太虽然一直跟老六在一起生活，但他们之间并不和睦；在母亲去世后办理丧事过程中，特别是在发生争议诉至法院之前，大家甚至都不知道这份遗嘱的存在。被告老六的儿子则认为，奶奶王老太及父亲晚年一直与其在一起生活，时间长达近20年，奶奶与父亲、与自己之间感情很深厚，立遗嘱之时，有两位见证人在场，并且有照片和当时的录像资料为证。

　　原告的证人主要是家族中人，他们证言证实：老太晚年生活不能自理且神志不清，加上她不识字，根本不可能想到找人代其立遗嘱；王老太夫妇生前与老六一家关系并不太好，父亲在世时曾经说过，要将桌子给长孙(老四儿子)继承。

　　遗嘱形式合法 但红木桌椅并不“完全”属于老太

　　高邮法院认为，虽然被告提供的证人证词和音像资料存在一定瑕疵，但基本可以认定遗嘱形式合法。

　　王老太有权在遗嘱中处分其所有的财产，而涉诉财产系其与老伴的夫妻共同财产，老伴去世后未立遗嘱，属于老伴的那一半财产份额，实际上未发生继承。根据调查，老太订立遗嘱时，她实际上只有权处分约64%的财产份额。因此遗嘱只针对老太有权处分的约64%的财产份额有效，其余约36%应当无效(由于老伴未立遗嘱，所以这一部分应由六兄妹平分)。为此，原告老四不服，上诉至扬州市中级法院。日前，扬州市中级法院作出终审裁定，维持原判。目前，这起复杂的遗产争夺战已进入履行判决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