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肥和农药被妖魔化了。”近日，全国政协委员、原农业部副部长牛盾接受北京青年报记者专访时提醒，在国内农产品安全问题上，有害微生物的危害远比民众关注的农药残留要大得多。针对公众普遍关注的转基因农产品安全问题，牛盾透露，《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目前正在修订过程中，在加强监管、保证消费者知情权等方面会有更多考量。

　　谈农产品安全

　　“对化肥、农药有点儿妖魔化了”

　　如何保障中国的农产品质量安全？牛盾认为，目前最关键也是最为薄弱的，便是执法落实环节。为此，一定要实行各级领导负责制，对监管不力的要处罚，才能堵住漏洞。

　　牛盾说，现在个别媒体和消费者对化肥、农药有点儿妖魔化了，有害微生物的危害远比民众关注的农药残留要大得多。

　　北青报：当下公众对餐桌上的农产品安全有一些顾虑，比如有报道称海产养殖滥用抗生素等。如何才能保障农产品的质量安全？

　　牛盾：农产品的质量安全是全社会都高度关注的事情。在中国出现这样的问题，是发展中的问题。我们应该向工业化国家借鉴学习，提升农产品安全。

　　从技术上讲，我国抓农产品安全才20多年。现在是千家万户小规模生产，我们的监管覆盖需要搭配，要把市场入口封好。哪个国家都有漏洞，西班牙、德国的黄瓜、西红柿出现过有害微生物污染。出现漏洞，我们尽量缝好就是了。

　　保证安全，第一要制定出质量安全标准及配套体系，标准可参照发达国家；第二是建立强大的技术保证和技术支撑体系，能对进口和国内农产品进行技术检验和检测；第三是建立农产品认证、认可体系。经过认证无公害、绿色、有机的产品，要给其证书和资质；第四是整个国家要有强大的投入，推动前面三项建设，要有强大的行政执法能力落实这个事情。至少四个环节，才能保证一个国家农产品安全。

　　北青报：目前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牛盾：现在执法落实环节最薄弱，容易出问题。现在缺的不是好的理念和政策，缺的是落实。执法是要碰硬的，要剥夺一部分人的权力，保护一部分人的权利。政府要明确是各个部门的职能，还要注意信息反馈，收集批评和建设信息。

　　北青报：对于监管不力的部门和主要领导，强调追责会不会更有效？

　　牛盾：一定要实行各级领导负责制。对渎职领导干部要问责。我认为，追查农产品安全犯罪，不要只对犯罪分子进行惩罚，对监管不力的部门、领导也要惩罚。

　　北青报：据您所知，有领导干部因为农产品出现质量安全问题被追责的吗？

　　牛盾：有。农业部也有这方面的案例。不只农产品安全，各领域如环保等，出了问题，也有领导被追责的。

　　北青报：您怎么看消费者追求纯天然、有机绿色食品这一现象？

　　牛盾：一味追求纯天然绿色食品，那是小部分欧洲贵族的生活方式。都照那样的标准，世界恐怕要饿死一半人口。

　　我认为，现在个别媒体和消费者对化肥、农药有点儿妖魔化了。现在市面宣传一种产品好，就强调没有用化肥和农药。这都是不全面、不专业的表述。化肥是人类科学技术创新的优秀成果，不施化肥，作物的营养从哪里来？现在强调的是要科学施用、不能滥用，造成残留的对人类有害，所以不能以偏概全，去反对化肥、农药。这是不科学的态度。

　　实际上，我们食品安全领域，最大的问题是生活习惯，比如食用隔夜菜、腊肉等，由此产生的有害微生物，对国民的危害比你们关注的药残污染要大得多。困扰西方国家的化学污染，比如比利时饲料有强烈的致癌物二恶英，而我们更突出的是微生物污染问题。公众认知其实有很大的偏离。

　　北青报：部分消费者对超市有机农产品标识码也是心存疑虑的，觉得真假难辨。

　　牛盾：这就是信任危机的问题。所以要强调对不法企业施以重典，否则市场机制就变成劣币驱逐良币。要用铁的手腕，发现一起处罚一起。

　　谈粮食安全

　　转基因大豆油中只有微量转基因碎片

　　自2015年3月被任命为中国常驻联合国粮农机构代表，牛盾在国外履职一年。据他观察，西方国家食品安全问题也有漏洞，只是国内媒体鲜有报道。去年我国进口了8000万吨大豆，国内大豆的产量却正在缩减。针对在国内种植转基因大豆的建议，牛盾认为，非转基因大豆和进口大豆不是替代关系。

　　北青报：我国大豆去年进口8000万吨，国内市场消费对进口大豆依存度达到80%以上。这样下去，未来不会有粮食安全隐患吗？

　　牛盾：我们有自信能保证粮食安全和主要农产品的有效供给，目前无非是个别结构需要优化和调整。大豆只是单一的品种，随着民众生活水平的提高，国内对大豆需求量增大，所以要大量进口。从另一个角度考虑，为降低风险，我们进口多元化，进口国不一定限定在美国，还可以同阿根廷、巴西等国家开展友好贸易关系。其次，遵循市场规律，按照自愿互利的原则，我们可以采取股份制、合作制等方式，在大豆主产国建立生产基地。

　　北青报：有来自农业界的政协委员认为，如果让东北部分地区也种植转基因大豆，国内大豆的产量和价格竞争力就上来了。

　　牛盾：中国的土地资源有限，大豆单产又低，所以要满足巨大需求量只能进口。美洲都是转基因大豆，转基因技术培育出来的是高油大豆，而我们的非转基因大豆是高蛋白大豆，后者要保证国内和东南亚地区的特殊需要，比如做豆酱、豆腐。人们害怕转基因大豆存在风险，其实转基因成分没有在脂肪里，是在蛋白质里，豆油中只有微量转基因碎片。目前也没有数据证明转基因大豆对人类健康有威胁。

　　国内没有批准生产转基因大豆，但是可以加工销售。通过大豆振兴计划、经过种植面积调整，可以提高国内非转基因大豆的产量。但是它和进口大豆不是一个替代关系。

　　北青报：有科学家不解，国内研发的转基因大豆无法转化为商业化种植，而国外种植的转基因大豆正占领中国市场。

　　牛盾：品种结构贸易的问题跟科学研究有一定联系，但不存在必然联系。国内也有研究转基因大豆，我们进行安全评价时认为数据还不够，还需要更多的比如代际数据。

　　我们吃的非转基因大豆经过5000多年的验证，但至今还有人对大豆蛋白过敏。一个品种的研发需要非常慎重。我们认为安全了，就可以商业化。进口大豆也是经过国外很长时间的试验，并通过了中国的安全评价，拿到了中国颁发的安全评价证书。

　　谈转基因

　　非转基因标识是不合法的商业促销方式

　　担任农业部副部长期间，牛盾总被媒体追着问：您自己吃不吃转基因食品？领导干部是否有特供？

　　本次接受北青报采访时，他很坦诚地回应：“我吃的农产品你们都可以买得到。我保证，我消费的农产品不是所谓的特供。我吃转基因农产品，但一定是经过安全评价的。”

　　北青报：现在市场上非转基因产品标识特别醒目，以此吸引消费者。可按照相关规定，不是含有转基因成分的产品才需要特别标识吗？

　　牛盾：这是一个卖点，但这种商业促销的方式是不合法的，属于工商总局监管范畴。执法力量不够，就没能力全覆盖。

　　现在市场的力量太大了，只要得到效益，他就反过来标识。转基因技术出现仅20多年，代际数据一个也没有，所以人们有一些疑虑，觉得非转基因更安全可以理解。我觉得这只是一种慎重的态度，不是完全排斥转基因技术。

　　北青报：转基因技术如何科普？

　　牛盾：转基因科普，农业部门也在强力推。但毕竟它属于高端生物技术知识，普及过程中还受到受众自身科技素养限制。此外，“挺转”和“反转”当下力量对比很激烈。

　　北青报：农业部夹在中间，是不是很为难？

　　牛盾：这是我们的职责。农业部门肯定不会支持其中一方，这样不科学。我们要按事实、法律和结果说话。现在，支持转基因的科学家说主管部门不抓住机会，反对转基因产品的人就说把民族健康放在第一位，更有极端言论讲，你们跟美国串通在一起……我们听得多了。

　　北青报：为满足公众知情权，转基因标识管理是否应该加强？此前还有专家呼吁尽快修订《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

　　牛盾：确实应该加强标识管理。《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施行10多年了，现在正在修订过程中，需要进一步完善。如何更准确监管、如何让消费者有知情权及选择权、如何不造成歧义，这些都在研究当中。

　　北青报：社会都很关注转基因作物滥种的问题。

　　牛盾：这是一个执法的问题。滥种就是违法，出现一起就要查处一起。不过具体调查过程很复杂，比如种子来自哪里？怎么流出来的？谁批准种植的？任何人违法都不行。比如前些年的黄金大米事件，做科研的想要数据，其他人想要效益，最后查清楚了，证据确凿，违法人员都被绳之以法。国家没有规则不行，不按法律规定办事的，一定要受处罚。

　　我们希望，包括反腐倡廉都要形成一个长效机制，对大家都好。这样大家都能规范地依法地开展工作。好比你开车技术再高、再遵守交通规则，遇到碰瓷的，你总是躲避不过的。很多人会因为你有公权、有资源，就打你的算盘、拉你下水。权力寻租在哪儿都一样。

　　北青报：民众总是好奇，农业部领导吃的农产品和老百姓吃的农产品是否一样？他们吃不吃转基因食品？

　　牛盾：我的回答是——我吃的农产品你们都能买得到，我保证，我消费的农产品不是所谓的特供；我吃转基因农产品，但是一定经过安全评价的那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