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与世界经济的融合日益加深，企业“走出去”成为重要趋势。近两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已达1000亿美元，成为仅次于美国和日本的世界第三大对外投资国。企业“走出去”必然要求配套的金融服务，这为中国银行业“走出去”提供了良好的契机。中国银行业如何“走出去”？怎样应对海外发展的风险？近期出版、由中国银行业协会行业发展委员会编著的《中国银行业海外发展战略研究》一书系统梳理了中国银行业海外发展的理论、政策、经验、问题等，为业界、学者和监管部门了解中国银行业“走出去”全貌提供了参考。就该书的有关背景和内容，日前记者采访了中国银行业协会专职副会长杨再平、中国银监会国际部主任范文仲、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宗良。

　　记者：请您介绍一下《中国银行业海外发展战略研究》一书出版的背景？

　　杨再平：这本书是根据中国银行业协会2012年重点课题整理出来的一份重要成果。我们看到，过去几年由于中资银行自身实力的不断增强，海外布局正在提速。事实上，中资银行海外发展已经有90多年的历史，也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和教训。在新的历史时期，系统回顾国际银行业和中国银行业“走出去”历程以及兴衰变迁，分析中国银行业海外发展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寻找中国金融业进一步改革的方向，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因此，经过中国银行业协会行业发展委员会各会员单位的集体讨论，我们决定把《中国银行业海外发展战略研究》作为一项重要课题加以研究，并由中国银行等7家银行共同来完成。银监会领导对课题也多次作出指导。我们在课题报告基础上，进一步整理成书，以飨读者。

　　记者：从监管者的角度，您如何看待中国银行业的海外发展问题？

　　范文仲：当前经济金融全球化出现了新趋势，十八届三中全会对中国金融开放也提出了新要求。中国银行业必须扎扎实实地推进改革与发展，在推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过程中，实现自身实力的快速提升。从监管层面，我认为以下两项工作非常重要：

　　一是加强银行业“走出去”的顶层设计。要研究新形势下推进银行业“走出去”的总体政策框架，鼓励商业银行根据自身实力确立合理的“走出去”战略，防止海外无序发展和恶性竞争。

　　二是增强中资银行实施“走出去”战略的配套服务能力。要支持中资银行合理布局境外网点，增强银行业统筹两个市场、运用两种资源的能力，帮助中资企业在全球范围内开展资源和价值链整合。支持银行业利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等平台，为全面深化银行业改革和扩大开放探索新途径、积累新经验。

　　记者：您觉得中国银行业“走出去”的机遇有哪些？

　　杨再平：当前，国际经济金融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随着我国整体经济实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高，以及银行业自身综合实力的提升，银行业进行海外发展面临难得的机遇。

　　第一，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贸易国，经济实力显著增强，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高，为银行业海外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第二，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构建开放性经济新体制，亚太自贸区、“一带一路”等区域经济金融合作进程加快，利率、汇率市场化等金融体制改革提速，这些都为银行业海外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环境。

　　第三，人民币跨境使用稳步扩大，以人民币计价为基础的经贸投资活动日益增多。目前人民币已成为全球第七大支付货币、第九大交易货币，与我国发生跨境人民币收付的国家达到174个，港澳台地区、新加坡、伦敦、法兰克福等地建立了人民币清算安排，这为银行业海外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

　　记者：中资银行“走出去”过程有何特点？

　　范文仲：截至2013年底，18家中资银行业金融机构已在海外51个国家和地区设立1127 家分支机构，总资产超过1.2万亿美元。整体来看，中资银行“走出去”仍以中行和工行为代表的五大行为主，中行和工行的境外机构数约占五大行总数的90%。

　　从区域分布来看，目前中资银行海外机构主要布局在成熟的经济金融中心和发达国家市场（约占机构总数的80%左右）。这主要是考虑到这些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市场容量较大；法律制度、市场规范较为完善；与我国贸易投资往来金额较大。在当地建立分支机构，可以使中资商业银行与国际市场最新趋势保持较为密切的联系，有利于快速提升整体实力。但我们也注意到，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整体实力不断增强，同时中国与新兴经济体的贸易及投资额不断增长，拉丁美洲、非洲和中西亚日益成为我国对外贸易和投资的重要区域，近年来中资商业银行也逐步注意开拓新兴国家市场，海外布局工作重心呈现出由发达经济体市场向新兴经济体市场转移的趋势。

　　从业务种类来看，中资银行在国际市场上开展了多种多样的业务，主要包括批发银行业务、贸易融资、外汇交易、私募融资、金融租赁、个人金融服务和投行业务等。其中，最主要的业务是为当地中资企业提供对公存贷款和贸易融资等传统批发性商业银行服务,而较少从事零售业务或吸纳当地存款。这是因为，与当地主流银行相比，中资银行由于进入当地市场较晚，在当地的客户基础和经营实力有限。另一方面，中资银行也要依据所在地监管政策变化调整业务发展方向。

　　记者：中资银行如何选择合适的“走出去”战略？

　　宗良：商业银行应该根据自身国际化发展的情况、海外经营能力、发展潜力等因素，确立合理的“走出去”战略。这涉及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走出去”的条件。总体上看，符合一定的资产规模、具有良好的风险管理能力可以适当“走出去”，而不是所有银行一窝蜂地盲目“走出去”。“走出去”的战略目标清晰，不能为“走出去”而“走出去”。

　　二是“走出去”的区域和方式。要根据东道国的经济发展潜力、双边经贸往来、市场盈利前景等，选择合适的目标区域。在东道国政治经济环境稳定或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经营较为集中的区域，中资银行可适当增设网点、完善布局。与此同时，要根据各地的特点、法规要求等，采取开设分行、设立子行还是收购兼并等多种途径进入海外市场。

　　三是“走出去”后的业务选择。“走出去”企业是中资银行海外发展的首要目标客户。此外，中资银行还应加大对金融产品的研发和投入力度，完善自身的多元化服务平台，不断融入当地市场，拓展本地客户和业务。

　　记者：您如何看待人民币国际化对中资银行海外发展的影响？

　　杨再平：跨境人民币结算试点以来，人民币跨境流动频率和规模逐步增加。未来随着我国资本项目的放开、人民币完全可兑换，将形成一个以人民币作为计价、结算和交易货币的，面向全球，高度开放的在岸国际金融市场，这个市场将与多个离岸人民币市场形成良性互动。中国的商业银行作为国内金融体系的主体和金融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拥有最为广阔的客户基础、机构网络和人民币资产等，具备参与这一国际金融市场的先天优势，可以借此契机，大力拓展海外市场、提升国际经营能力。对中资银行来说，人民币国际化有利于银行拓展海外市场，通过跨境人民币结算业务吸收大量海外人民币存款，并带动跨境人民币结算、清算、海外人民币兑换、存款、贷款、资金等各项海外人民币业务发展。中国银行业的海外发展也有利于进一步推动人民币的国际使用，两者相互促进。

　　记者：中资银行“走出去”过程中是否也会存在风险？

　　范文仲：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国际政治经济形势更加复杂，机遇与挑战并存，作为走出国门的新生力量，中国银行业的海外发展面临多重风险和挑战，这主要体现在：

　　一是市场风险。当前，世界经济复苏并不稳固，各经济体复苏进程存在不平衡，金融市场波动不可避免。由于海外金融服务直接与国际金融市场对接，利率和汇率等风险要素的波动将对银行业务产生直接影响。

　　二是合规风险。危机以来，无论是国际层面还是各国国内，新的监管标准层出不穷，且趋向从严，同时母国和东道国监管法规相互冲突的情况日益增多，银行业“走出去”的法律合规成本不容忽视。

　　三是政治风险。随着世界政治格局的演变，各国不断调整政治策略及对华态度。同时世界各国保护主义抬头、政权更迭频繁、政策不稳定等因素都给中资银行在海外发展和经营带来了风险。

　　四是文化差异风险。一些国家与我国文化风俗迥异，需要我们加深对其文化的了解，相互尊重与适应。例如，中资银行在阿拉伯国家开展零售业务时，需要深入了解伊斯兰金融的各种特性。美国和欧洲主要国家则非常重视金融机构在履行社会责任方面的表现，而中资银行在此方面的意识仍偏弱。

　　记者：银行如何有效应对海外发展的上述风险？

　　宗良：中资银行要高度关注海外发展的风险，健全和完善风险管理体系，避免外部环境不确定性给银行带来的巨大冲击。要客观研判国际政治经济和金融形势，分析市场环境和发展趋势，研究当地产业和行业政策导向以及法律法规的变化对客户经营可能的影响，做好相应的预案。

　　首先，对于政治风险，要深入分析东道国的类别和投资环境。一般来讲，应该首先选择开放的或封闭程度较低的国家，尽量避免极端民族主义国家和宗教矛盾激烈的国家。

　　其次，要加强与国外监管、司法机构、行业协会等层面的沟通合作。监管层可以积极参与国际银行业监管标准的制定，进一步提高话语权；银行自身则应主动了解、学习和把握国际经济和银行业组织推进的各项监管新规，与监管机构保持良好的持续沟通，严格遵守当地的法律和监管规定。

　　第三，要善用当地员工，尽快融入当地社会，减少文化差异可能引发的管理风险。同时，学习借鉴国际同业的先进做法，完善风险管理制度体系，提高风险管理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