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守估计，202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就会赶上美国。

　　“未来我国对外投资仍将处于快速上升时期，2015年对外投资规模可能超过利用外资的规模。”9月16日，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沈丹阳介绍了中国海外投资的最新情况。

　　数据显示，2014年1至8月，中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50个国家和地区的4067家境外企业进行了直接投资，累计实现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651．7亿美元，同比增长15．3％，虽然增幅比去年同期下降3．2个百分点，但在2013年1078.4亿美元的投资流量基础上，商务部研究院对外投资研究所所长梁桂宁预计，到2015年，对外投资流量可以达到1500亿美元。

　　自2003年以来，中国海外投资驶入发展的快车道，11年过去了，一方面投资流量屡创新高，另一方面，也要看到，海外投资企业或项目，在资本能力、管理能力、技术水平、品牌价值等方面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仍存在差距。

　　 投资规模：

　　破千亿美元大关

　　中国对外投资项目的存量在GDP当中的份额为7%，“日本是20%，美国、德国是40%”，中国海外投资额度破千亿美元只是一个开始，保守估计，“202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就会赶上美国”

　　2014年9月9日，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发布的《2013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显示，2013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创下1078.4亿美元的历史新高，同比增长22.8%。这是中国直接海外投资规模首次突破千亿美元大关。

　　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的报告，2013年，中国对外投资总额排名世界第三位，仅次于美国和日本，存量上升至第11位。对各国投资促进机构的调查表明，中国被列为最有前途的外国直接投资来源地。

　　根据商务部的统计，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由2002年的27亿美元，增长到了2014年的901.7亿美元，增长的速度远远超过同期对外贸易和吸收外资的增速。截至7月底，非金融类对外投资累计实现5782亿美元。

　　韦莱国际CEO Tim Wright向《国际金融报》记者坦言，“你在任何一天，拿到报纸的时候，你肯定都会看到关于中国海外投资的报道。我们预测，2014年中国的海外投资将会有史以来首次超过对华的直接投资。”

　　数据显示，2013年，美国海外投资规模最大，高达3383.02亿美元。商务部研究院对外投资研究所所长梁桂宁预计，到2015年，对外投资额度可以达到1500亿美元。至于何时能赶上美国的海外投资规模，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保守估计，202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就会赶上美国。

　　数据显示，中国对外投资项目的存量在GDP当中的份额为7%，“日本是20%，美国、德国是40%，”Tim Wright认为，中国的海外直接投资还有更多的潜力有待开发。

　　南开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教授葛顺奇告诉《国际金融报》记者，截至去年年底，中国企业累计对外投资是6600亿美元，其中有1.5万个企业对外投资了两万多个项目，这还仅仅是一个开始。

　　投资偏好：

　　70%左右在亚洲地区

　　排在第二位的是在拉美地区，其中在开曼群岛，维京群岛的投资相当多。对美国的投资排在第三位。行业分布上，租赁和商业服务在过去十几年当中一直是排在投资前列。第二个是采矿业。近些年，金融业投资变得更活跃

　　中国首次提出“走出去”战略是1998年，经过初期的摸索，于2002年开始，对外投资进入快速发展通道。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企业无不把国际化作为提升竞争力的重要来源，不管是要素的全球利用，还是生产环节的全球布局，都是企业增强国际竞争优势的重要方向。“全球最大的100家跨国公司，他们的跨国指数在60%左右，而且每年以一个百分点的比例在增长，也就是说最好的公司，国际化程度最高的公司也在继续国际化成长。”葛顺奇认为，随着国家竞争力、经济的发展，企业优势的增强，中国的对外投资是一个井喷式的增长，特别是2003年以后。

　　2005年，中国海外投资规模首次突破100亿美元，2005年-2013年，投资规模增长接近10倍。

　　“从行业结构上看，租赁和商业服务在过去十几年当中一直是排在投资前列。第二个是采矿业。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对金融业的海外投资活跃度也增加了。”梁桂宁认为，“亚洲，尤其是亚洲周边的地区，是中国对外投资的重要区域。多年来，中国的对外投资有70%左右是在亚洲地区。排在第二位的是在拉美地区，其中在开曼群岛、维京群岛的投资相当多。对美国的投资排在第三位。随着中国企业对美国市场的了解和认识不断加深，以及中国企业在应对进入发达国家的一些挑战下，中国比较自信地拓展了在发达地区的投资。”

　　在梁桂宁看来，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规模快速增大，行业分布优化，市场的分布也在多元化发展。另一方面，对外投资的形式也是多样化。从过去比较单一的形式，如绿地投资、通过承包工程带动投资、或者通过援外技术支持带动经济上的合作等，现在逐步扩展到了包括跨国并购和其他的形式的投资。值得注意的是，在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最近几年不断增大，同时对东道国的贡献比较巨大。

　　值得注意的是，9月6日，商务部发布新修订的《境外投资管理办法》，规定除对中国企业在敏感国家和地区、敏感行业的投资实行核准管理外，其余均实行备案。商务部投资促进事务局副局长王旭在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此举缩小了核准的范围，缩短了核准的实现，进一步提高了境外投资便利化的水平，这将有效地推动中国企业走出去迈出更大的步伐。

　　投资收益：

　　四大因素定多寡

　　生产成本、税收政策、汇率政策以及政治风险是决定海外投资收益的重要因素，其中，各个国家的税收风险差别较大，制度不一样，所以每个企业的税后利润是不一样的

　　全球对外投资流出量增长的背景下，中国对外投资已经创出了1000亿美元的历史新高，这1000亿美元要带来多少投资回报？

　　詹清荣，跨国财税管理专家，他对记者说，“中石油是从1993年到现在走了21年头了，税务筹划一直都是我做的”。

　　“影响跨国企业的几大因素，一个是生产成本，第二个是税收，第三个是汇率，第四个因素是政治风险。”他在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单从税收成本看，各国政策不一，导致的投资利润的分配也会完全不同。比如说中国，有10亿元的利润，有7亿元可以分配。国外不一样，比如说税前利润10亿元，哈萨克斯坦20%的所得税交完剩下8亿元，还有大概分几种情况的税，有协定的10%，没有协定的15%，避税的20%，再加上超额利润税，有7亿元左右可以拿到中国进行分配，但是如果到委内瑞拉投资，石油企业所得税高达50%，也就是说10亿元，顶多可以分配一半，再加上股息税顶多4亿元能回来就不错了；法国更惨，避税分红，现在最高的股息税打击避税，要交75%，10亿元避税一下，剩下2亿多元了。所以，只有真正把这些问题解决了，才是你的现金流了。各个国家的税收风险不一样的，制度不一样，所以每个企业都是不一样的。”

　　 投资缺陷：

　　非国有经济占比不足

　　2013年中国海外投资的存量中，国有企业投资占55%，且偏好跨国并购，而规模较大的跨国并购大多采取设立境外子公司的绕道并购。从资金来源看，中国企业对外并购更多地使用自有资金，金融杠杆手段利用不足

　　在规模快速提升和迎来政策红利释放的同时，中国海外投资过程中也暴露了许多的问题。

　　首先是，投资主体集中于国企，其偏向跨国并购的投资方式。

　　“2013年中国海外投资的存量中，国有企业仍然是占半壁江山，占55%，非国有经济占比不到一半。”商务部合作司副司长方蔚认为，这意味着在结构层面，政府决策的投资和国企的投资仍然占据很大比例，企业海外投资的主体地位仍需进一步确立。

　　对外投资主要是两种投资，一个是新建投资，一个是跨国并购。跨国并购一直是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形式之一。2004年-2013年，跨国并购交易总额2266.5亿美元。

　　葛顺奇做了一个统计，2012年和2013年，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案例多达858个。“超过10亿美元的大型跨国并购19起，合计交易额582.8亿美元，占同期跨国并购交易总额的60%。收购主体央企17家，地方国企2家”，“并购渠道选择上，一种是母公司直接并购，另一种是通过设立境外子公司、孙公司实施并购。2012年-2013年，直接并购占交易项目数的45.1%，交易金额的25.8%；通过境外子公司的并购占项目总数的54.9%，占交易金额的74.2%，规模较大的跨国并购大多采取设立境外子公司的绕道并购。”

　　其次，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金融杠杠使用不多。数据显示，我国企业对外并购的资金来源上，50%来自于企业自有资金，境内银行贷款约为15%，境外融资占35%。例如2012年-2013年，对外并购交易总额717亿美元，其中，企业自有资金380亿美元，占53%。葛顺奇认为，“资金来源应包括企业自有资金、国内银行贷款、境外融资和其他。目前中国企业对外并购金融杠杆利用不足。”

　　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外资刚进中国的时候，有独资、合作、合资的方式，合资占80%的比例，但是，中国进入海外市场的时候，独资占比52%，绝对控股占24%，股权在50%以上将近78%，也就是说中国的企业对外并购往往是一下子取得控股地位。”

　　葛顺奇坦言，“中国的对外投资处于初级阶段，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比如，走出去的心态比较急，投资目标不够清晰，区位选择缺乏科学评估，投资国优惠政策享用不够，并购后对投资企业实际控制力较弱，过分依赖中介公司，过度夸大美国安全审查的影响等”，“中国的企业在管理、走出去的便利化措施，在服务提供、融资、激励措施、优惠政策等方面还有很大的改进空间。”

　　投资优化：

　　税收法律风险防范

　　企业对外投资所处的环境、法律、文化，母国和东道国，国内外是极其不同的。企业对外投资的前提首先是一个风险防控的问题，对这些可控的、不可控的，对称的、不对称的信息都要了解

　　中国企业走向海外以后面临各类风险，有一些是中国企业熟悉的，有一些并不熟悉。韦莱中国董事总经理马波涛告诉《国际金融报》记者，如何去应对和管理这些风险，很大程度上将决定中国企业海外投资是否成功。特别是税务、法律等方面的风险管理尤其重要。

　　“税务风险控制是提高跨国企业竞争力的直接因素，必须有可控指标，税务风险控制的效益可以达到营业收入的1％-3%，甚至是达到10%以上。”詹清荣强调，做投资的时候一定要进行一个超前的税收筹划，要准备好6个环节。

　　第一，要了解各个国家的法律背景和税务背景，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转型国家，情况各不一样，转型国家是由计划体制变过来，像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还有一个发达国家用OECD版本，税收不一样，阿拉伯国家用联合国的范本，也是不一样的。“比如厄瓜多尔，发现我们国家的项目税前可以列支利息成本，正常的利息可以进成本的，包括银行利息什么的，但是这个国家原来可以，现在不行了。所以说税收不行，差别就很大。”

　　第二，对各国的税制要分析透。有一些国家是单行法规，有一些国家是需要议会通过。比如说哈萨克斯坦，他只有议会通过了才算法律，打官司也是这样，中国不一样，中国只有三部法律通过人大，其他都是财务部，税务总局颁布一下就可以了，各个国家不一样，很多是判例法。

　　第三，税收成本的测算要准确。

　　第四，税前成本的列支管理。因为语言不一样，申报的程序不一样，税法内容不一样，海外投资在这个环节应特别注意。

　　第五，保险费用列支与转让定价。保险费用列支要符合当地的保险监管要求。转让定价是一个很大的学问，账必须做得很严谨，支持文件也是要很严谨，另外必须经得起当地法规几年以后的检查。

　　最后一个环节是，境外所得回国的抵免。

　　韦莱风险管理董事总经理Kevin Snowdon认为，在法律诉讼方面，建议跟当地的法律人士一起来合作进行法律风险的审核和转移。在西方国家监管人员监管得非常严格，有的时候会影响到总统的决策。在西方国家监管的风险很大，虽然有的时候没有办法，或者是说很难去管理，但是我们要尽量找到一些解决方案。

　　“金融危机后，很多的房地产公司给我打来电话，要投资这个，要投资那个，实际上这个业务和他的房地产根本没有任何的关联，他说我有钱，我就是想投资。”梁桂宁告诉记者，“在我们的调研过程中，开展对外投资，公司内部的风险防控是比较容易忽略的一个风险，包括对投资环境的了解和理解，以及人员的管理和产业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