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民间从前流行“做会”。某户家庭因为盖房、婚丧事宜或购买大宗物件等出现资金困难，就会向亲朋好友筹集资金“做会”，一般两到三年为期限，“应会”的成员每月缴纳会费，轮流使用或者采用“标会”方式由标价高者得之。在上世纪80年代经济迅猛发展的背景之下，互助会蜕变为民间借贷组织，在“钱生钱”高息融资的诱惑下，终于引发了80年代末期席卷浙江民间的“倒会风潮”。

　　笔者亲眼目睹了身边的许多家庭卷入这场灾难，成为了倒会的牺牲品。很多年来，笔者一直在思考：为什么“做会”后来这么疯狂？会头为什么要采用高息融资的方式集资，仅仅是出于对金钱财富的渴望吗？会员们为什么甘冒风险把“鸡蛋”交给这些随时可能因为资金链断裂而砸碎的“篮子”呢？……

　　这些问题，在笔者最近阅读的《盘活：中国民间金融百年风云》中，找到了部分答案。近年来，浙江出版人、蓝狮子企业研究院创意总监王千马一直致力于中国商帮以及城市文化研究，《盘活》一书着眼于中国民间金融自山西票号诞生之后的百余年历史风云，梳理了山西票号、安徽典当、宁波钱庄、广东十三行、民国时期的“南三北四”，直到今天的互联网金融这一历史脉络，行文严谨而又通俗，从附录十余页长长的参考书目中可窥见作者的用功。

　　王千马以乔家大院开篇。乔家大院的真正名字叫“在中堂”，让它兴旺发达起来的主人叫“乔致庸”。王千马联系乔家生活日常，解读乔家“言商仍在儒”，形成了被社会认可的儒商伦理：“宁可少赚钱，不能失信；宁可不赚钱，不能失信；宁肯赔钱，也不能失信。”王千马说：“如果说市场催生了民间金融的各种形态，儒家则塑造了民间金融的精气神。”

　　在《盘活》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诚信故事：日升昌为老乞婆兑换大额汇票；民国教材“诚实的孩子”，取材自宁波商人叶澄衷少年时拾金不昧的事迹；陈光甫提倡“一元起存”小额储蓄、从容应对客户100元开100个账户的故意刁难行为以及面对挤兑风潮时，书中屡次出现的殚精竭虑、甚至不惜毁家纾难、也要对客户负责的各种故事……诚信，构成了中国民间金融最基本的商业伦理，是中国民间金融的立身之本。

　　“做会”的基础，正是源于诚信。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对“熟人社会”进行过详细描述，“做会”极其符合费先生的这一论点。费孝通非常关注这个问题，曾经在1986年专门考察了浙江温州。而恰恰在1986年，短短3个月中，温州全市就有200多人潜逃甚至自杀，不少人倾家荡产。

　　我们可以从道德角度指责会头们丧失诚信，然而，问题在于，书中所述的那些诚信的中国民族资本家，他们的惨烈结局隐隐透露出“诚信”的尴尬和无奈。作者似乎要告诉我们，（民间金融）仅仅依靠诚信，是远远不够的。

　　王千马在书中以“钱轻VS权重”剖析中国民间金融的疼痛。票号、典当、钱庄、保险、民营银行……不管哪种形式，中国民间金融一直以来都无法摆脱由上而下的权力挤压。19世纪时，社会学大师马克斯·韦伯曾经断言：“中华帝国的社会环境和文化土壤不可能诞生出资本主义。”这句话有一定道理。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民间的各种金融运作，从它诞生之初就不得不攀附于权力之侧，山西票号和清政府的亲密关系，“广州十三行”本身就是王权特许的结果，盛宣怀背后的清廷权贵势力，“北四行”股东们的官方背景，民国时期各家民营银行依附的军阀集团……所有的一切，都暴露出中国民间金融先天的不足和娘胎里的病根，不能发育完整的“翅膀”，如何支撑它们的长久飞翔？折翼后的坠落，是必然的结果。

　　由此，作者的寓意开始深入到现实的世界。中国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获得发展，就必须要解决融资难题。笔者不由想起2009年的“吴英案”。此处，笔者无意探讨这个案件的各种纠葛和原因，只想提及经济学家茅于轼的一点一面看法。在茅于轼看来，吴英一案反映了被排除在主流金融秩序以外的民间创业者的无奈。“问题的根源在于金融业的垄断，你把金融业垄断起来了，老百姓的钱就没地方去，一方面钱很多，一方面借钱还借不到，就是你金融业出了毛病。”联想到“做会”，它从简单的互助会演变为高息融资的工具，有着复杂深刻的社会背景，不良会头的潜逃也不仅仅关乎诚信。

　　近年来，温州率先开始进行民间金融改革试点。温州中小企业协会会长周德文说：“民间借贷一定要从地下让它到地上，在地下黑不隆冬的，就没办法对它监管，只要从地下到地上，让它置在阳光之下，政府才能够对它进行监管，才能让它规范化，最终走向合法化的道路。”温州民间金融呈现出繁茂生长的态势，盘活了民间资本，也带动了企业活力。

　　如今，在互联网时代，股票、基金、支付宝、财付通、微信平台等相继横空出世，中国企业融资渠道合理化、多样化、简捷化，我们可以有理由期待：良好的生态系统正在构建，中国民间金融在坚守诚信的同时，在健康的金融环境中可以获得更多的飞翔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