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市场学会理事 张锐

　　普华永道最新发布的《2014年上半年中国十大上市银行业绩分析》显示，上半年中国最大的十家上市银行的不良贷款余额达5197亿元，较2013年末增长706亿元，增幅15.71%，接近2013年全年增幅。不良贷款率也较2013年末上升0.07个百分点至1.06%。从普华永道统计的数据看，银行业不良贷款余额和不良贷款率“双升”已创下近三年新高。

　　其实，不良贷款余额和不良贷款“双升”并不仅仅发生在前10大上市银行身上。据银监会数据，至二季度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6944亿元，比年初增加1024亿元，超过去年全年新增规模993亿元，而且是连续12个季度上升。同时，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1.08%，比年初上升0.08个百分点。

　　除了贷款展期、借新还旧、减免利息等这些所谓的重组贷款方式（上半年部分银行的重组贷款增长率超100%）暂时掩盖了更大规模不良贷款的事实外，根据监管部门将贷款风险划分为正常、关注、次级、可疑和损失五类标准（后三类合为不良贷款），今年上半年，各家银行列入“关注类”的贷款都在大幅提升。如果不采取一定措施的话，“关注类”贷款就会滑向不良贷款。有专家预测，商业银行年末不良贷款率可能上升至1.14%-1.19%的区间。

　　不良贷款增加会直接侵蚀商业银行的既有利润和盈利空间。一方面，贷款未能及时收回，除了损失利息收入外，银行可以支配的存量资本相应减少，向市场进一步提供增量流动性的能力削弱，银行盈利半径受到挤压。另一方面，按照监管要求，商业银行必须根据不良贷款规模进行风险拨备，除了2.5%的常规拨备（以所有贷款规模进行拨备）外，次级、可疑和损失的拨备计提比例分别应为25%、50%和100%，这就意味着，只要银行发生不良贷款，其计提的最低拨备比例就是27.5%。

　　短期来看，银行不良资产的增加与占比的提升应当是对当下实体经济的反映。一方面，后金融危机时代全球经济还没有根本性企稳回升，国内企业外需受到压制，以出口为主的长三角与珠三角于是成为银行不良贷款的高发地区，两地新增不良贷款占全国体量的90%以上。其中建设银行、中信银行等在该区域的不良率超过2%，为行业平均水平的一倍之多。另一方面，国内经济正处增速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三期叠加”情景中，经济增速下滑的同时，过剩产能、房地产及钢贸等传统领域风险问题随之暴露，银行坏账反弹压力激增。

　　令人担忧的是，在降挡减速的实体经济驱动着银行不良贷款增升的同时，银行不良贷款规模的扩张也会反过来抑制与反压实体经济的前行脚步，并可能陷入一种持续的因果恶性循环。从今年上半年的情况看，基于对经济下行风险的考虑，以及不断冒出的不良资产，银行的信贷风险偏好明显下降，在“惜贷惧贷”现象频现的同时，社会融资规模大幅萎缩。1-8月社会融资规模为11.7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减少7843亿元，这种结果很小一部分是由于企业开工不足或“去库存化”导致的信贷需求弱化所引起，而银行出于风控要求而主动性压缩信贷供给却是主因。特别是对于小微企业，尽管管理层推出逆周期的激励政策如定向宽松，但依然没有激起银行针对性的信贷扩张。国家统计局抽样调查显示，二季度有银行借款需求的小微企业中，约3/5没能从银行获得借款，仅有不足1/10的企业从银行获得全部借款。

　　应当说管理层已经看到了银行不良贷款上升并可能进一步灼伤实体经济的苗头，并已在江苏、浙江、安徽、广东、上海五地批准成立五家地方资产管理公司，试图借鉴上世纪90年代通过成立信达、华融等资产管理公司处置银行不良资产的经验。同时，商业银行频频通过发债和优先股的办法以补充一级资本。今年以来，商业银行宣布发行二级资本债券合计20只，发行总额达2414亿元。另外，工行、农行、中行、浦发、兴业、平安6家银行公布了共计3400亿优先股发行预案。然而，控制与减少不良贷款不应仅停留在管理层的外部“化瘀”和对资本市场的“抽血”上。作为商业银行，应当放慢规模扩张的速度，将重点放在资产质量改善上，在优化信贷结构的同时，主动进行业务创新、产品创新、服务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尽早摆脱对传统信贷业务的路径依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