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安定医院病房走廊里，几名抑郁症患者正在散步。

　　北京安定医院，一名抑郁症患者隔着门对着记者的镜头做鬼脸。这里的大门一直是锁着的，只有医护人员才能打开。

　　出院的日子终于到了，让刘月又期待又害怕，“在这里什么都不用想，出院以后很多事，怕自己面对不了”。

　　今年2月2日刘月离开北京安定医院。45天前，她抑郁症复发吃了100多片安眠药寻死，按正常药量，她每天只吃1片。

　　刘月求医的安定医院抑郁症治疗中心，收治来自全国各地的重度抑郁患者。今年年初，新京报记者驻守这家医院，亲历了抑郁症患者治疗的全过程。对抑郁症，医学上已有一套有效的治疗体系。比抑郁症更可怕的，是人们对它的无知、恐惧和逃避。

　　不容忽视的是，出院以后，社会功能的恢复是抑郁症患者进入正常生活的另一道坎。当治愈的病人回到曾经的生活环境，需要把原有的价值观推倒重来，减少抑郁情绪的来源，在以后漫长的时间里防止复发。这不仅需要医生，还需要家属和社会组成的“治疗联盟”。简单地说，就是拒绝歧视，给他们理解和关爱。

　　数说

　　4% 抑郁症全国的就诊率只有4%左右。

　　90% 90%以上的患者根本没有治疗。

　　20% 近80%入院治疗的患者可以治愈，20%的患者接受治疗后再没有复发。

　　围城

　　住院后患者重新认识抑郁症，迈出自救第一步

　　抑郁症病房的一天，是从每天的晨检开始的。

　　“51床，张倩倩，17岁。学习成绩好，中考全校第一名，曾服药、抽血自杀，手腕有明显伤痕，目前抗拒治疗，防藏药、自伤、自杀。”

　　“59床，马兰，31岁。病人情绪低，害怕、焦虑。防藏药，防冲动，防爬窗。”

　　“40床，王淑珍，53岁。情绪差失眠，有拿煤气罐自杀的行为。儿子也患抑郁症住院。腹部和右手腕部有明显伤痕，防藏药、防外走。”

　　……

　　1月25日早上8点半，安定医院抑郁症中心女病区主任张玲和病房主治医生开交班会，心里有了底。昨天新增了7个病人，这对抑郁症中心来说是个不小的压力。“送来住院的患者多出现了自杀行为，病情严重，家属也照顾不了。”

　　“如果在(抑郁)症状初期及时确诊并得到治疗，他们可能就不会是现在这样”，在张玲眼里，入院时间不长、刚大学毕业的王凡是比较典型的病例，他抑郁从高中就开始，却被当作神经衰弱治疗了7年，直到大学毕业才接受精神科药物治疗。

　　其间，王凡尝试做运动、看心理医生、主动诉说，症状却越来越重。去年开始，王凡不仅受失眠折磨，“精神一紧张就感觉皮肤疼痛，好像每个毛孔都被扎了一根针，每根针还有人不断在弹”。

　　“我特别想找人说说话，但是身边没有一个人能说到一起去。后来我经常幻想，身边有个人，我把自己想说的话都告诉他，他把我想听的话都说给我听。”

　　王凡说，他不知道自己多长时间没有笑过，印象最深的是高中在全校的学生大会上，校长走到他身边问，为什么从来没看你笑过？

　　对于张玲和精神科医生来说，很多抑郁症患者，都缺少抑郁症的认识，没想到“不高兴”也是一种病。此外对精神科医院抱有偏见，认为来精神病院看病是件羞耻的事。“在这个过程里，病人康复的信心和最佳的治疗时机一起流失了。”

　　即便如此，安定医院副院长、抑郁症治疗中心主任王刚认为，这些患者还是幸运的。据国家权威部门最新的调查显示，抑郁症全国的就诊率只有4%左右。

　　“与90%以上根本没有治疗的患者相比，他们迈出了自救的第一步。”王刚说，实际上，抑郁症也被称为“心灵感冒”，像身体感冒一样，可以被治愈。“只有愿意自救的人，医生才能救他。毕竟患者自己才是决定是否走进医院，克服不良反应去接受治疗的人。”

　　逃离

　　面对抑郁症逃无可逃，对抗需付出清醒的努力

　　透过走廊门上镶着的一小条玻璃，张文和妻子孙亚两人一个弯腰一个跪地，希望看到女儿一眼。

　　他们的女儿张倩倩，3年前以全校第一的成绩考入北京某重点中学，同年开始有抑郁表现，三年后进入安定医院治疗。

　　但当主治医生建议安排见面时，他们却把两袋衣物交给护士，转身摆手拒绝。

　　“我们不敢见她，见了她一定会把她带走”，两人都已是一脸泪水。

　　女儿诊断出抑郁症以后，张文夫妇答应女儿会陪着她一起抵抗抑郁，但情况并没有好转。“孩子经常买药，买针管抽血伤害自己”，孙亚说，住院前一天，女儿曾发信息向她求助“我今天感觉不好，你能不能早点回来”。

　　孙亚还是回来晚了，女儿见到她很开心，蹦跳着给她唱歌。等第二天一早，她推开女儿的房门，看见桌上、床上都是血。

　　张文说，女儿一直拒绝住院，还扔了医生开的药，“她说我背叛了她，因为我答应过不会把她送进医院，可是我怕永远失去她呀。”

　　在医生的劝说下，父亲在接待室与张倩倩见面。父女俩手握着手交谈，时而用手背抹泪。这时，母亲孙亚在走廊靠着接待室的门，坐在地上悄悄哭泣。

　　最后，张文还是没有抵得住女儿的乞求，答应她次日办理出院手续。虽然他们明白，这时候把女儿带回家，可能冒着失去的危险。

　　“如果他们(父母)真的痛苦，那我比他们痛苦一万倍。”张倩倩把病服袖子往上拨，露出纤细的胳膊。白嫩的皮肤上横七竖八地布满了刀痕，这都是她自己在痛苦时划的。“无论怎样，他们是我的父母，我希望他们负起责任来保护我。”

　　第二天，尽管主治医生反复劝说，未正式治疗的情况下出院对患者非常危险，张倩倩还是办理出院手续离开了。

　　“有的病人我们真的很想帮助他，但我们无法强制治疗”，主治医师马朝阳说，因为对精神病房的偏见和恐惧，有的患者刚住几天药还没起作用就出院了，有的为了唤起家人同情夸大身体不适、假装病情好转，有的约好复诊却再也没来过。

　　“医生只能尽力去做能力范围内的事”，张玲也认为，抑郁症除了临床症状，还有人格问题、心理问题、家庭问题、社会问题等，使抑郁症的治疗比其他疾病更为复杂。因此，对抗抑郁症，需要更多人付出努力。

　　希冀

　　患者制作“日历”：生命有挫折，那不是尽头

　　与张倩倩不同，程玲玲是自己要求来住院的。之前两次住院治疗的经历，让她适应了精神科病房的生活，平和地面对自己的疾病。

　　“你知道这个病有多难受吗？天天睡不着，脑袋昏沉沉什么都做不了”，程玲玲病重时曾一心寻死。

　　刚进医院那段时间，程玲玲迷上了“无抽”，“好比你做错了题拿橡皮擦擦掉一样，把不好的记忆给擦掉了”。

　　无抽，即无抽搐电休克治疗，是目前抑郁症治疗最有效的方法之一。研究发现抑郁症患者大脑内的神经递质之一5-羟色胺少于正常人。“无抽”相当于把大脑内神经递质分泌“格式化”，重新启动的神经递质代谢，让5-羟色胺等各种神经递质的水平恢复到正常状态。

　　“无抽”实施时先将患者麻醉，把两片金属电极固定在额头上，视患者身体情况通电2到8秒钟。

　　“感觉脑子跟喝了酒一样被灌了一下，然后什么都不记得了。”程玲玲喜欢这种感觉，好像人生真的从头开始了。实际上“无抽”只会造成短暂的失忆，记忆会在几天之后慢慢恢复。这时患者情绪低落、想自杀的念头已明显减轻了。

　　医院每天的集体活动，每个患者都会讲述自己遭遇，也听到了很多别人的故事。

　　在一次集体活动中，老师发起话题，让大家自由讨论对“家”的感觉。一直拒绝治疗、不与任何人说话的马兰突然举手发言。

　　“家是吵架的地方，家里的人都是冤家”，马兰说，在家里所有人都怪我、不理解我，我都那么难受了他们也不关心。在家我就一个人，把所有帘子都拉上，谁叫门都不理。

　　为了安慰马兰，刘月讲了自己的故事。第一次治疗成功以后，她出去找了工作，遇到一个很爱她的人。他们结婚了。由于病情不稳定，一直服药的她无法生育。她觉得对不起老公，几次提出离婚。“每次他都耐心安慰，等咱好了不吃药了，不是还能生嘛！”

　　医生护士们都知道，以前老公特别疼爱她，夏天太阳那么毒，每次慰问日他都早来半小时。半个月前，刘月要在第二天出院，母亲带来一个消息。这次，老公提出离婚，她当场犯病，痛哭着要撞墙……

　　听了刘月的故事，程玲玲和身边几个病友都哭了，她们一起制作了一个希望日历，相互鼓励着熬过最想结束生命的黎明。简单的一张白纸，上面标明日期、星期、阴历的日子，下面不知道是谁写了一句话。

　　“生命有挫折，那不是尽头。只是提醒你，该转弯了……”

　　困境

　　比抑郁症更可怕的，是久治不愈带来的绝望

　　护士王丽莉的每一个大夜班，都特别漫长。

　　安定医院抑郁中心的病房设施，与普通病房相似。只是在重症观察室，病床两边都安装了“约束腕带”。当病人有冲动、外跑、自伤等行为时，需要把他们“约束”在床上，等情绪平稳了再打开。

　　另外一点不同，是病房的门都没有锁，患者全部开着门入睡。护士每半个小时巡一次房，他们要看到每个病人的脸，检查睡眠状态。

　　夜间，有的患者躺在床上睁着眼睛没有睡；有的凌晨一两点钟就醒了，只能望着夜等待天亮，或者在走廊里走来走去。

　　多数抑郁症患者受失眠折磨，护士必须掌握患者睡眠情况，第二天汇报给医生。

　　在没有敞开心扉之前，抑郁症患者的心里是个神秘的世界。护士长李金红介绍，对重症抑郁症的护理比其他患者更难。有的患者一心想要自杀，趁护士忙的时候，可能藏药、吞牙刷、把病服脱下来挂在洗手间的横梁上寻死，有时候挺可怕的。

　　为了防止病人自伤，带入病房的物品都经过严密的检查。每天早晚，护士站通过广播呼叫病人吃药。一名护士给药，一名护士查看。因为有的病人经常会做出喝水、仰头的动作，实际上把药夹在指缝，粘在牙床上。

　　刘月第一次自杀，主要原因不是抑郁，而是久治不愈带来的绝望。

　　“当时因为第一次搞对象分手，我什么都干不了，不说话一直哭。家人以为我是‘撞’到什么，带我到处去看都没好。后来我想反正也看不好了，不想再让爸爸妈妈跟着难受。”

　　近几年，抑郁症因名人患病和患者自杀新闻而受到关注。来看病的患者和家属也带着绝望的情绪，张玲每天反复回答一个问题：医生，我还能好么？

　　抑郁带来痛苦，但人们更怕深埋在传统价值观里的偏见。患上精神疾病就等同于“疯子”，是一张永远也摘不掉的羞耻标签。

　　“抑郁症这么一个能治愈的病，却背着沉重的社会负担”，王刚深感无奈地说，人们知道15%的患者最终走向自杀的结局，这里面有多少人接受过有效治疗，而另一条重要信息被忽视了，近80%入院治疗的患者可以治愈，20%的患者接受治疗后再没有复发。

　　症结

　　来自生活环境的诱因，成为抑郁症复发解不开的结

　　每天，都有治愈的患者出院。对新来的病人来说，她们是自己恢复的希望。但是摆在前者面前的是另一个问题，出去以后怎么办？

　　程玲玲治疗过2次，她母亲知道自己对女儿管教太严不利康复，但是50多岁的人改变性格谈何容易；“郁友”们也担心刘月，7次患病都是因为感情问题，只有29岁的她，以后还要面对感情；还有因高考升学压力导致患病的中学老师，出院后还会回到原来的岗位上……

　　这些来自生活环境的抑郁诱因，像一个解不开的结。想要赶走抑郁不复发，她们还需要面对一个考验——把人生观推倒重来。

　　在医院，医生能够帮助患者消除临床症状。但是出院后在每天的生活里，则需要自己强大的内心去消化挫折，调节情绪。这对抑郁症患者来说更加困难，为了避免复发，除了药物维持治疗，这个过程需要心理医生的帮助。

　　王凡和父亲都看过心理医生，“我觉得他根本没有听我说话，一直在强行灌输自己的价值观。”

　　程玲玲也觉得心理治疗“没什么用”。

　　实际上，因为精神疾病不像治疗血糖、血压，没有一套直接体现病情的指针和数据。在治疗中医生的经验就显得特别重要。

　　由于心理医生的前期培养投入高，导致好的心理医生数量特别少。医院的号源少，私人诊所收费有的达到每小时1000元。而根据心理治疗的特点，患者必须持续、长期的治疗才会有效果，在经济、时间两个方面都很难实现。有的患者有条件治疗，但是没有遇到谈得来的心理医生，或者一次治疗见不到效果，就否定了心理治疗的作用。

　　“现在已经有了大量有效的药物和治疗手段，只要配合治疗，大部分患者会在8到12周的时间里情绪恢复正常。”王刚介绍，好转的患者再接受9个月的维持治疗，病情稳定后逐渐减药、停药，最后可以像正常人一样生活。

　　像正常人一样生活，尽管在医学上认为完全可能，实际治疗中却很少能实现。张玲介绍，有的病人怕产生药物依赖，情况好转就私自停药了，导致病情急速复发；有的病人病情严重时想住院治疗，住进医院刚刚好转就要回家，再次被外界环境刺激加重抑郁。

　　“我们只能尽自己的能力去帮助他们”，张玲每天要处理多个患者的出院请求，让她遗憾的是，因为对疾病的不了解和对医院的不信任，很多患者没有接受完整的治疗就出院，然后很快又被家人送回来了。

　　十几年前，临床医学毕业的张玲有很多选择，吸引她留下来成为一名精神科医生的，也正是这些病人。“有十几年(病史)的病人当时还在上学，现在已经是成年人和成功者，人生没有被抑郁毁掉。和患者一起战胜了抑郁，这可能是我们最大的快乐。”(应求访者要求，文中抑郁症患者和部分医护人员系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