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千千万万个“魏则西”正在面临被医疗欺诈，甚至被医疗犯罪的风险。使作恶者受到惩罚，使欺诈者的法律风险不断抬升，是此个案“公共性”的最大价值。

　　五一期间，很多人都被一个叫“魏则西”的名字刷屏了，不仅刷屏，还刷疼了我们内心的恐慌。身患罕见病滑膜肉瘤的大学生魏则西，在辗转多家医院求治不见好转之后，通过搜索引擎找到武警二院继续治疗，但在花光东凑西借的20多万元后，仍不幸离世。这名年轻人生前曾将他所受到的欺骗性搜索及治疗经历发在网上，引发了网民对竞价排名的再度聚焦。继而在舆情喧嚣中，质疑的矛头不断扩散，一些民营医疗机构的野蛮生长，某些部队、武警医院的科室外包模式以及监管机构长期以来的纵容或不作为，皆成为舆情引爆点。

　　个案成为公共事件，常常源于个人际遇包含了不特定多数人的影子。网民吐槽网站，是因为网民离不开搜索引擎；网民吐槽医院，是因为网民同样离不开医院；网民吐槽监管机构，是因为在今天这个陌生人社会，网民对公权力(监管机构)的依赖，可能比历史上任何阶段都要深。

　　试图去厘清这几类责任主体谁责任大、谁责任较小，谁的责任在先、谁的责任靠后，并不是当下最紧迫的问题。问题是要找到每一家各自的具体责任，并使之进入依法处置的渠道中去。

　　不管如何排位，对魏则西之死负有直接责任的，都要从为他提供治疗方案的那家披着“武警医院”之皮的民营医疗机构算起。魏则西生前撰文详述过他在就医过程中的被骗经过，如该医院声称的一种生物免疫疗法，在国外早因为“效率太低”而被淘汰了。

　　该院也并没有如宣传中那样，与斯坦福医学院有合作。如果这些信息得到证实，这将是一起严重的医疗欺诈——随着核心信息的进一步披露，也许背后还有更严重的医疗责任甚至是刑事责任。

　　有一种论调认为，魏则西所患的是不治之症，有没有遭遇医疗欺诈等，他都免不了一死。只是，即便病人患了不治之症，也并不意味就可以对病人任意欺凌。魏的家人已对媒体公开称不愿再追责，这并不表示，医疗欺诈之恶就可以在被害人家属的宽容之下继续作恶。魏则西走了，还有千千万万个“魏则西”正在面临被医疗欺诈，甚至被医疗犯罪的风险。使作恶者受到惩罚，使欺诈者的法律风险不断抬升，是此个案“公共性”的最大价值。

　　习近平在前不久召开的网信工作座谈会上强调，做搜索的不能仅以给钱的多少作为排位的标准。一个涉嫌虚假宣传和医疗欺诈的民营医疗机构之所以成为患者的选择，一是它投靠的公立医院之名誉担保；再就是它“购买”的搜索之强行推广。最新消息称，国家网信办会同国家工商总局、国家卫计委已成立联合调查组进驻百度。这至少说明，监管部门介入调查有法可依。问题在于，为什么在这些有重大医疗欺诈嫌疑的民营医疗机构发展、壮大过程中，监管部门却没能及时查处。当魏则西的遭遇已由网络传播成为公共舆情事件时，这一事件的最终处理结果如何，早已超越个案意义，而关乎能否实现普遍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