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观察家

　　“全球最大医院”的出现绝非好事，而是种警醒：该好好反思“大医院病”了，医改目光也须从优质医院下沉到基础医疗中。

　　据报道，最近，拥有7000张床位、被媒体称为“全球最大医院”的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简称“郑大一附院”），因公布2014年营收情况引来社会高度关注——这家公立三级甲等医院在2014年实现营收75.21亿元，而惊人规模下，它也被称作“全世界最大的乡镇卫生院”。

　　放眼世界，一般医院床位规模大多在一二百张，一旦达到500张，那已是很了不得的大医院了。可在我国，即便是一家县医院，其规模也往往在1000张病床以上。问题来了：是什么致使我们这冒出这么多“大医院”呢？

　　有人说，是因我国患者总量多、床位需求大。这样说有一定道理，但不充分。一来，在我国医疗改革前，人口基数也很大，但医院规模却不如现在。再者，日本很多地方人口密度比我们这还要大许多，但却很少有大规模的医院。

　　应看到，我国早期的医院规模也多以千张床位以下为主，近些年来才出现大医院拼命扩张。一个重要原因是政策上的扶持，在以往财政资源调配的杠杆下，那些历史上占据优势地位的“先进医院”往往得到优先保障，拨地、拨钱、给编制，为其扩张提供了经济基础。

　　其次，我国的医疗改革将医疗推入了市场，但在此过程中出现的最大问题，是没有形成一个规范化的市场竞争机制，而是彻底打乱了以前的分级诊疗体系，将各色医院放在一起自由竞争。这种完全建立在优胜劣汰基础上的竞争体系，其结果必然是两极分化，并在强者恒强的马太效应下导致医疗寡头出现。事实上，在我国各地“名院”不断做大做强的后面，是诸多中小医院在改革洪流中苦苦挣扎。中小医院萎缩，又导致更多患者涌向大医院，导致大医院越扩张床位越紧张的恶性循环。

　　此外，缺乏合理的人员流动体系也是促使医院扩张的内在因素。在目前大医院中，一般实施三级医师制，医师在一定的工作年限后，需要晋升，而晋升后就需团队来配合其工作。由于对晋升的人员缺乏分流机制，就只能通过扩张医院或科室规模来为他们提供医疗平台。

　　这些年，大医院不断扩张已成全国医疗体系的通病。早在2012年，当时的卫生部副部长马晓伟就强调“大医院规模扩张已经到了不得不叫停的时候。”因为大医院扩张并不能改善我国医疗环境，反而不利于实现上下联动、急慢分治，并推高了医疗费用。然而，三年过去了，其客观条件并没有明显改变，长此以往，恐怕要不了多久，超过郑大一附院的更大号医院就会诞生。

　　基于此，必须将医改目光从优质医院真正下沉到基础医疗中，以财政杠杆助推县乡医疗卫生服务项目的标准化，建立完善的分级诊疗体系。在制度上落实基本医疗诉求到基础医疗机构完成的就诊流程，丰富个体行医的方式方法，出台政策鼓励综合医院的医生向基层医疗机构分流。唯有各级诊疗机构均衡发展，“大医院病”才可能真正得以医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