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立彪

　　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4月24日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食品安全法。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次修订中并非一概采用趋严的标准，有的是“放宽”了。比如，在第二次审议中，有部分常委会组成人员建议明确全面淘汰剧毒、高毒农药，但考虑到在我国目前情况下全面淘汰剧毒、高毒农药尚不可行，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研究提出，还是应按照逐步淘汰的思路，加强对剧毒、高毒农药使用环节的管理，同时加快有关替代产品的研发推广。然而这种“放宽”并不意味着法律的放松，相反，由于“逐步淘汰”更符合实际，相应的条款更具有可操作性，因而更有利于执法和监管，更容易见成效。

　　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必行之所以难，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法本身不容易“行”，以及“行”或有负面社会影响。认为“全面禁用”不妥应“逐步淘汰”的专家给出如下3个理由：全面禁用高、剧毒农药将会影响农业安全生产；只要严格按照要求使用，高毒农药并不必然带来高风险；有效应对暴发性病虫害，需要高毒农药用于应急处置。正是基于这些理由，若“全面禁用”写入法律，那么法律在“行”时很可能会因遭遇诸多困难而无法实现“必行”，或因强“行”带来不良社会效果而使法律的形象受损。

　　有学者指出，良法是善治的前提，没有良法，所谓善治就是空中楼阁。然而，良法的属性决定了其必须顺应时代要求，在具有前瞻性的同时，还要具备可操作性，有利于良好社会秩序的建立，否则，就会失去权威性和生命力。现实中，我们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一些地方跟潮流、赶时尚出台许多法规条例，个个号称“史上最严”，但它们很少有能够得到彻底落实的，往往成为一纸空文。我们现在并不是“无法可依”，而是“有法难依”，这里的“难”，有执法者的执行力问题，也有立法过程没有充分论证的问题，法律缺乏明确性，可操作性不强，导致执法者望法兴叹。

　　当然，解决了可操作性问题，法之必行的“难”点就转移到下一个环节即执行上来了。人民网曾就食品安全问题多发的原因进行了一次民间调查，结果显示，73%的网民认为执法部门监管不力、执法不严是主因。这个“民意”的指向很清楚：中国之法治不在立法能否与时俱进，而在于执法是否能够一以贯之，执法的好坏才是食品安全管理的关键所在。徒法不足以自行，执法好坏的关键在于执法者，而我国当前食品安全领域的行政执法队伍整体素质比较低，不能完全适应食品安全形势发展的需要。比如，一些地方执法人员执法理念有所偏颇，习惯于用传统的手段和方式执法，常会出现依人依权不依法的情况；有的执法人员法律素养不高，没有经过专门的法律法规培训和严格的执法训练，执法水平低，影响执法效果。

　　与执法队伍素质不高这种现实相伴，就是执法随意性大以及不作为、乱作为的现象时常发生。所以，法之必行，执法监督必须要跟上。一方面，从内部来说，要建立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内部监督机制，健全对食品安全质量的日常监测、定点监测和快速监测机制，推行依法强制退市和经营者主动退市相结合的管理机制；另一方面，从外部来说，要强化食品安全行政执法的外部监督机制，加强党的监督，接受人大监督，强化司法监督，注重发挥人民群众、新闻媒体、民主党派和各种社会组织的监督作用。通过各种形式的监督，形成监督合力，确保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

　　古人云：“巨壑虽深，兽知所避；烈火至猛，人无蹈死。”食品安全法经过不断修订已日趋完善，但其威之立，须行支撑。只有做到“必行”，人们才能真正认识到法之“深”“猛”，才能“知避”，才不敢以身试之以“蹈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