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来企业融资成本升高的问题一再引起最高决策层关注。

　　5月30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已经确定了进一步减少和规范涉企收费、减轻企业负担，部署落实和加大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7月23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中，提出缓解企业融资成本过高的十条政策。中金公司曾在研报中称此为金融新“国十条”。

　　8月14日，国务院办公厅公开《关于多措并举着力缓解企业融资成本高问题的指导意见》(下称“意见”)，进一步细化和督促落实前述会议提出的金融新国十条，并对每一条意见指定了相应的负责单位。

　　就在前一日，央行发布的7月货币信贷数据似乎也佐证了企业融资难的症结：7月份新增贷款大幅降至3852亿元，是自2010年1月以来增速最低的一个月。更大的意外是社会融资规模，7月份社会融资规模相比6月的1.97万亿大幅缩水至2731亿元，是自2008年11月以来的最低数据。

　　“从中长期看，解决企业融资成本高的问题要依靠推进改革和结构调整的治本之策，通过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形成财务硬约束和发展股本融资来降低杠杆率，消除结构性扭曲。”国务院办公厅在意见中表示。

　　尽管《意见》提及内容较多，但中金公司认为，有些措施内容涉及的部委很多，沟通和协调成本较高，如何有效执行和落实仍需要观察。例如缩短企业融资链条和大力发展直接融资，由于监管机构众多，市场分割，实际方案可能要打一定折扣，而且很多措施可能涉及到比较长远的制度化规划，短期未必能推出。

　　银行考核应降低总量权重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意见》对7月会议上提出的“完善商业银行考核评价指标体系”进行了细化，引导商业银行纠正单纯追逐利润、攀比扩大资产规模的经营理念。尤其是在优化内部考核机制上，提出“适当降低存款、资产规模等总量指标的权重”。

　　国务院亦在意见中指定银监会和财政部负责发挥评价考核作用，完善对商业银行经营管理的评价体系，合理设定利润等目标。设立银行业金融机构存款偏离度指标，研究将其纳入银行业金融机构绩效评价体系扣分项，约束银行业金融机构存款“冲时点”行为。

　　在社科院学部委员余永定看来，“信贷规模控制和75%的贷存比风险监管指标”亦是造成当前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具体原因之一。一些商业银行可以满足贷存比指标，但已经用完信贷规模；另一些商业银行尚未用足信贷规模，但却无法满足贷存比指标。

　　其认为，银行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必然使出各种规避办法，如利用各种通道“表内转表外”，从事影子银行活动。而与之对应的是，在供、需双方交易链条延长、“金融密度”加大，交易成本上升必然最终推高企业的融资成本。

　　因此，除了在利润指标上改进外，《意见》也对 “抑制金融机构筹资成本不合理上升”作出了细化，要求“进一步完善金融机构公司治理，通过提高内部资金转移定价能力、优化资金配置等措施，遏制变相高息揽储等非理性竞争行为，规范市场定价竞争秩序。”该条款由央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工信部等多个部门共同负责。

　　国务院参事夏斌14日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经济转型的关键是要坚持“市场出清”的原则，其核心并不在银行。需要注意的是，即使加快发展了中小金融机构，这些机构的资金可能仍然会流向房地产、地方政府等利率高的地方，而不是支持小微企业。

　　货币政策仍侧重定向放松

　　对于14日发布的《意见》，中金公司固定收益研究董事总经理陈健恒指出，对于市场比较关心的货币政策走向，该文更多的是强调通过定向放松的方式为棚户区改造、铁路、服务业、节能环保等重点领域和“三农”、小微企业等薄弱环节提供有力支持，并无提及全面降息降准或者加大货币政策放松力度等提法。

　　尽管7月份货币信贷数据严重低于预期，但中金公司预计央行仍需要进一步观察未来1-2个月的数据来评判是否需要更大力度刺激，短期内不会因为一个月数据的异常波动而出台较大力度放松措施。

　　而摩根大通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朱海斌亦指出，货币政策操作的重点是主要通过两个渠道提高货币传输渠道的效率。一是确保信贷对实体经济提供直接支持，即采用定向支持，窗口指导和加强对非银行融资活动的风险控制；二是降低企业借款人的资金成本，稳定同业市场的流动性以及指导市场利率(例如回购和SHIBOR)维持在较低水平上。

　　因此，朱海斌认为央行将更多地采用“定向”和“微调”政策工具，例如定向降准，再贷款，再贴现以及新近推出的抵押补充贷款，以期将信贷引入支持行业，而不是产能过剩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