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五”中国经济将处于从高速增长向中速增长换挡的关键期，稍有不慎就有可能步入“中等收入陷阱”，传统的银行信贷支持经济增长的重资产投资模式已经不能满足经济转型的需要，新经济的发展需要打造从资本投入到退出的闭环，而唯有资本市场能堪此重任，中国经济从来没有像此刻一样如此需要资本市场的支持。

　　经历了此次股灾，很多人对中国资本市场报以悲观的看法，究其本质，是对改革的质疑开始增加，对中国经济的前景不看好，我认为，这是改革进入理性期的社会焦躁心理的集中体现，等到改革步入落实期，即“十三五”规划的陆续出台，社会心理将会由质疑转向认可，行情亦将慢慢走出震荡，回归升势。

　　在目前的全球产业链格局中，存在一个金字塔形的结构，美国处于全球产业链的最顶端，拥有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科技为代表的高端产业；欧洲、日本处于产业链的第二层，拥有高端制造业；中国则处于产业链的第三层，以低成本优势承接世界产业转移；处于产业链最底端的是能源国。

　　中国要实现经济转型，就是要跻身于全球产业链的上游，把握核心技术和产品的定价权，才能在世界经济格局的变迁中占据一席之地，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资本市场在经济转型过程中的重要性在于：

　　●作为资本并购重组的平台，使优秀的上市公司通过资本运作整合全产业链，提高参与国际产业链分工的竞争力；

　　●打造资本从投资到退出的闭环，实现从重资产投资模式(依靠银行信贷等间接融资)，向轻资产投资模式(依靠资本市场等直接融资)的转型。

　　国家的改革与转型战略都需要一轮资本市场的牛市来实现。主板的国企改革，与创业板的互联网+企业等，都需要通过资本市场这个平台，实现保值增值、资本进入与退出，改变重点依靠银行信贷驱动的重资产投资模式，向资本市场驱动的轻资产投资模式转变。

　　参与全球产业链分工，需要资本市场作为优秀上市公司特别是央企、国企并购重组的平台，通过强强联合，资本运作的方式整合全产业链，提高国际竞争力，在世界产业分工浪潮中分得一杯羹。

　　而只有推动一轮牛市，推进资产证券化进程，创建像淡马锡一样的国家金控集团，才能更好地解决国有资本保值增值的问题，放大国有资本的功能，提高国有企业运营的效率，才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占据一席之地。

　　我们发现，凡是在全球产业链分工中掉队的国家，最终的经济都会走向一蹶不振，如上世纪90年代的拉美，由于在第三次产业化浪潮中没有抓住机遇，跻身世界产业链前端，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社会动荡一直没有结束；俄罗斯由于东欧剧变错失分享全球产业链分工的良机而步入衰落，现在只能被贴上能源国的标签；日本经济虽然经历了失落的二十五年，但是其一直牢牢把握高端制造业的地位，再加上拥有高凝聚力的社会核心价值作为支撑，使得其社会一直保持稳定。

　　中国目前正处于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稍有不慎就有可能步入中等收入陷阱，而唯有打造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国有大型企业，去抢占全球产业链分工的制高点，才能在全球化浪潮的激烈竞争中不掉队，实现经济转型的重大突破。

　　另一方面，创新型企业是中国经济转型的重要抓手，我们只有打造资本对创新型企业的进入、退出机制，才能提高创新型企业孵化的速度，作为新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通过打造多层次资本市场，匹配不同类型企业的需要，如从主板、创业板到新三板，从IPO、定向增发到注册制推出，完成资本从进入到退出的闭环，提高资本运营的效率，为中国经济转型插上资本腾飞的翅膀！

　　相比银行信贷的间接融资，资本市场的直接融资能够大大缩短企业成长的周期，进而压缩中国经济从粗放型经济向集约型经济转型的时间。而只有在牛市的氛围下，资本重组、风险投资才会突飞猛进，形成以点带面的效应。

　　此外，资本市场的牛市也是民众分享中国经济发展成果的重要渠道，是取得财产性收入的重要表现形式，也是顺应了社会财富再配置的大趋势。

　　总之，资本市场与经济转型是相互作用的两个方面，中国经济转型的成功离不开资本市场日益壮大的支持，同时，资本市场的壮大将大大缩短中国经济转型的时间和提高转型成功的概率！

　　国家牛市的核心故事

　　中国资本市场成立以来，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下，经历了两次重大的重估，目前正在经历第三次重估：

　　第一次是1996-2001年，90年代的美国正在经历信息化和全球化的革命，新经济发展方兴未艾，传统制造业向东南亚等低成本国家转移，中国不断加速对外开放的进程，广泛地获得了国际分工，通过承接制造业的组装加工，形成了从沿海地区开始，并不断向内地延伸的许多加工区和产业集群区，中国工业高速增长同中国经济的快速对外开放和日益融入国际产业分工体系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1992年初，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极大地解放了思想，掀起了新一轮改革开放热潮，经济快速回升。在经济承接国际分工和宏观调控的双重助推下，中国A股市场出现了第一次对中国经济的价值重估，沪指从512.83点涨到2245点，涨幅超过4倍。

　　第二次是2004-2007年，2001年的“9.11”事件将美国的战略重心引向反恐，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国际环境，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一些列改革与开放政策，包括加入WTO、国企改革和房地产改革等一系列市场化改革，为中国最近十年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美元贬值、人民币持续升值和境内各类人民币资产价格大幅上涨的背景下，2004-2007年的A股成为最大的受益者之一，沪指从998点涨到6124点，涨幅超过5倍。

　　第三次重估是2012年至今，在互联网+和工业4.0的浪潮下，中国经济正在寻求转型的突破，希望利用欧美经济减速的机会，实现弯道超车，跻身全球产业链的前列。

　　我们可以看到，2012年以来，以创业板为代表的新经济首先获得了资本市场的高估值，创业板指数从585.44点涨到4037.96点，涨幅近7倍；主板市场则从2014年下半年开始，在改革预期的支撑下，从2000点左右一度涨到5127点，涨幅超过2倍。

　　目前而言，第三次重估还远没有结束，这是因为中国经济转型的过程还没有完成，改革与转型的故事才刚刚开始讲，资本市场支持实体经济转型的历史使命还没有结束。

　　优品金融研究所所长邓亮先生早在2014年牛市启动之初就提出了“两个重估”理论：

　　经济重估，是指全球产业链分工、能源、金融格局再平衡下，对中国转型的再评估；

　　体制重估，是指对新模式下意识形态、利益分配关系及政治体制格局的再评估；

　　它们的相互关系是，体制重估必须先于经济重估推进与完成。

　　●上半场的特征是，积存硬实力，做存量改革。硬实力包括枪杆子、笔杆子、依法治国。存量改革则是，先切蛋糕，再做蛋糕。以国资改革、反垄断为代表，降杠杆，消化过剩产能，引导传统产业资本退出。

　　●下半场的特征是，实力够硬，有执行力，而后做增量改革。无利不起早，存量改革才有效率，以新兴产业为代表，局部升杠杆，构建新产能体系，社会资源重新集中。

　　在我看来，评估牛市是否进入下半场的指标，不是看传统经济指标如GDP增速是L型还是U型，而是评估GDP增速的内涵究竟是传统经济多一些还是新兴经济多一些，如果新兴经济对GDP增速的贡献更多，即使GDP低于7%，也有利于下半场行情的展开。

　　●经济转型的突破口：中国制造2025(工业4.0)包括高端设备制造、老工业基地升级、互联智能(物联网)等；一带一路包括高端制造(高铁核能)、工程基建、传统产能的输出；自贸区包括第一批自贸区(上海)、第二批自贸区(天津、福建、广东)等。

　　●经济转型的托手：新城镇化(京津冀一体化)、基建投资(高铁、水利、核电、保障房)、PPP模式下的机会(财税改革+资源价格改革+公共服务品涨价)——公共事业、城投、工程类、消费促进——地产放松、减免汽车购置税、家电补贴等。

　　我们认为，5000点绝对不是本轮行情的顶部，牛市下半场还没有开始，经济转型的成功离不开增值高效的资本市场的支持。策略上应该围绕经济转型的突破口和托手展开。

　　事实上，本轮股灾中国家的迅猛救市，本身就是对国家牛市的一种反证，说明国家对本轮牛市的重视，而且我们始终相信，A股市场至少会有超过前两轮牛市的5倍涨幅，这是对中国经济转型的下注，也是对本届中央领导集体执政能力的下注！

　　(优品研究员/徐志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