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降低存贷款基准利率。利率市场化改革后，央行虽然不能直接控制信贷市场贷款利率，但是基准利率下降对于引导信贷市场利率下降仍然可以发挥一定的作用。此外央行还可以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利用多种流动性管理工具，降低银行间市场利率，降低金融机构资金成本。

　　第二，逐步引导存款准备金率回归正常水平。随着外汇占款的逐渐下降，中国基础货币的供给渠道业已发生改变。与经济新常态相适应，存款准备金率也应该逐步恢复到正常水平。在通缩和高债务情形下，降准虽然不能必然带动贷款增加，但是通过存款准备金率下降，可以为信贷市场提供更多的流动性，有利于银行放款。除此之外，在宏观经济萧条的大背景下，包括降息和降准在内的宽松货币市场环境可以稳定消费者和投资者的信心，通过提高通胀预期引导实际利率向其均衡水平收敛。同时宽松的货币政策也有利于央行通过前瞻性指导进行预期管理。

　　第三，通过明确盯住名义GDP增速保证货币政策宽松的“适度性”。仅仅盯住产出缺口和通货膨胀的货币政策规则在当前中国可能并不适用。在经济步入新常态初期，潜在增长率的估计仍处于试错过程中。尽管PPI同比增长率已经连续三年下滑，GDP平减指数更是连续两个季度出现负增长，但CPI或者核心CPI都处于相对稳定的较低水平。所以仅从产出缺口和通货膨胀两个目标无法全面反映中国经济的现状。而盯住名义GDP增长率的好处在于可以将总需求的稳定作为货币政策的目标，有利于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

　　第四，加强金融市场培育，引导无风险利率回归均衡水平。货币政策在传导过程中之所以遭遇阻滞，与金融市场不健全有关。加强金融市场培育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通过国有企业改革和政府考核目标改革减少政府隐性担保，提高市场对资金价格的敏感程度，避免国有企业对民营企业的挤出；逐步有序打破金融市场的刚性兑付现象，培育投资者风险自担意识，实现金融市场无风险利率回归正常。

　　第五，加强微观市场主体培育，引导货币信贷资金进入实体经济。加强微观市场主体培育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鼓励企业通过兼并重组消除“僵尸企业”；通过法律手段对于不符合国家法律规定的企业或者落后产能进行淘汰。通过企业重组和落后产能淘汰不仅可以实现企业债务减免，减少企业借新债还旧债，引导银行贷款进入生产领域，还可以带动投资需求和总需求回升。

　　第六，结合总需求增长目标，探索通过“前瞻性指导”引导公众预期。由于需求不足问题已经强烈显化，货币政策不宜保持以往模糊的稳健定位，必须旗帜鲜明地采取宽松定位。为了引导公众预期，除了果断采取包括降息、降准等常规性的宽松货币政策之外，还可以探索通过前瞻性指导的方式，设定名义GDP增长率或者生产者价格指数等参考的临界指标，引导公众稳定通胀预期。

　　第七，借鉴西方国家非常规货币政策经验，通过市场化手段干预利率期限结构。利率市场化之后，央行将失去对信贷市场利率的直接控制。在当前宏观经济萧条和金融市场不稳定的大背景下，银行惜贷现象严重，中长期利率居高不下，抬高了企业和政府的融资成本。因此可以借鉴西方国家非常规货币政策经验，通过市场化手段干预利率期限结构。例如可以借鉴央行在二级市场购买长期债券的方式进行扭曲操作，将中长期利率降低到合意水平。

　　第八，重构监管框架，构建维护金融安全与稳定宏观经济的币政策。市场经济中货币当局兼具金融市场的“最终贷款人”和货币政策执行者双重身份。随着金融市场混业经营既成事实，金融市场安全不仅影响宏观经济稳定而且关系货币政策传导渠道是否通畅。在经济萧条和金融市场动荡加剧的背景下，人民银行不仅负责日常货币政策实施的职责，同时还应肩负着维护金融安全与推动金融体系市场化改革的重任。通过加强事前监管，采取“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与“金融改革”和“监管强化”的组合，以保证实体经济面临的货币条件指数的相对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