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社会市场经济模式

　　社会目标与经济目标并重。在主要发达国家中，德国的发展模式独树一帜。作为德国模式赖以持续发展的基石，社会市场经济的要义在于不仅追求市场经济的高效率、高利润以及自由平等竞争的市场环境，而且奉行均衡分配利益的社会公平和有限但必要的政府宏观调控。也就是说，这一模式将社会进步、公平正义等社会政策目标的重要性提高到与充分竞争、繁荣增长等经济政策目标相同的高度。政府的角色权重介于自由竞争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之间，只能按照有限干预的原则进行调控。

　　稳健的公共财政体制。为了确保财政运行稳健，德国甚至将预算收支平衡写进了宪法。财政收入方面，德国直接税与间接税并重，两者占税收收入的比重大致为40%与60%。值得一提的是，其能源税与资源税占比较高，大约为10%。对能源消耗课以重税，较好地促进了德国的经济转型和绿色发展。财政支出方面，德国非常注重转移支付来保持各地方财政支出的平衡。其转移支付可以分为纵向和横向两类。前者是指联邦政府拿出一部分税收，在各州之间进行分配；后者则是直接在各州之间进行调拨，不经过联邦政府。

　　公私经济协调发展。在战后初期的国有化浪潮中，德国逆向而行，按照财政平衡、适当干预的思路，对大量国有企业全部或部分私有化，确保其拥有自主决策权和经营权。与此同时，德国还有选择地保留一部分公有制企业，以服务国家经济政策或提供公共服务和产品。例如，水电煤等公共领域企业归地方政府所有，确保水电煤低价供应；在落后地区投资建立公有企业，推动落后地区经济发展，缩小区域经济差异；投资建设科技型公共企业，带动私有制企业开展研发工作，持续提高国内研发能力和科技水平。

　　（二）制造业强国战略

　　近期德国提出的“工业4.0”战略风靡全球，对制造业的重视和扶持也是德国一以贯之的强国之基。

　　以科技创新为支撑。持续的技术创新是德国制造业长盛不衰的根源。据统计，在德国制造业营业额中，27%以上来自于产品创新，德国的研发投入占GDP比重始终保持在3%左右，在发达国家中仅次于日本。20世纪90年代之前，德国创新政策是扶持国家性的研究中心，进行重大项目科研攻关。20世纪90年代以后，德国创新政策体现在创新聚集带上。各类型企业、大学以及研究机构组成开放性的创新网络，并根据各自的优势在链条上的不同阶段工作，可以选择与研究院所共同完成研究任务，也可以选择外包，将研发任务交给研究院所。这种创新模式更适合互联网时代的需求。

　　以中小企业为中坚。德国中小企业数量占到德国企业总数的90%以上，相当一部分都是历史悠久的家族企业，通过在某些细分领域的持续深耕，具有很强的市场竞争力，成为推动德国出口乃至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德国政府也非常重视中小企业发展，1984年开始实行对中小企业的特别优惠条款，1986年开始税制改革，对大部分中小手工业企业免征营业税，固定资产折旧率从10%提高到20%。与此同时，德国按《中小企业研究与技术政策总方案》设立专项基金，对中小企业的技术开发提供资助。

　　以双元制职业教育为保障。这是德国特有的一种学生培养模式，即高校与企业或社会组织共同承担培养学生的责任，理论学习在高校，实践培训在企业。学员在职业教育期间所学内容与企业需求实现无缝对接，不仅积累了足够的专业理论知识，而且积累了大量实践经验和操作技能，提高了学习的针对性和实用性，培训结束后即能投入工作。据统计，60%的德国年轻人在双元制职业教育体系中接受培训，确保了德国制造业的人才供应。

　　（三）审慎的金融体系

　　德国的金融业是伴随国家工业化进程逐渐发展起来的。以扶持制造业发展为中心，德国逐渐形成了持续稳健的货币政策、以全能银行为主的银行体系，以及严格有序的金融监管为特征的金融模式。

　　持续稳健的货币政策。在欧洲各国中，德意志联邦银行是独立性最强的中央银行。它根据《德意志联邦银行法》制定货币政策，进行货币流通调节和资金融通以及国内外银行业务清算，特别是在稳定物价方面具有重要的职能和作用。联邦银行以2%作为通胀警戒线，始终对物价波动保持足够的警惕，上世纪80年代甚至不惜以汇率升值来维持物价稳定，这同日本的做法形成了一个经典的反例。在本轮金融危机中，德意志联邦银行也坚决反对QE政策，但鉴于欧洲高债务五国的经济状况太过糟糕而被迫妥协。

　　全能银行制度。德国商业银行实行全能银行制度，既可以经营商业银行业务，还可以经营证券、保险等其他金融业务以及新兴金融业务，甚至可以持有非金融企业的股权。由于银行与企业联系紧密，企业通常不愿公开内部的情况，因而更多的是通过向银行申请贷款方式筹集资金而不是发行股票，这也使德国形成了以间接融资为主的融资模式。

　　严格有序的金融监管。如2001年德国取消了对储蓄银行的政府担保，减少了银行过分追求风险的行为。政府对银行的准入也比较谨慎，导致银行的集中度比较高，从而避免了银行业的过度竞争与信用的过度扩张。对于银行不良资产的拨备率，政府的要求同样非常高，由此保证了银行对风险的控制。由于德国对银行业种种的约束和监管，德国银行长期以来平均的回报率相对较低，这使得资源能够更多地投向实体经济，而不是过分涌向金融业，从而也保证了金融体系的稳定。

　　（四）稳健的房地产市场

　　德国政府把满足公众住房需求作为房地产市场发展的根本目标，通过法律、行政与经济手段相结合的方式调节市场供求，抑制资产泡沫，德国房价基本保持稳定，没有出现过大起大落的现象。

　　抑制投机。德国政府规定必须要有比较高的首付比例，房屋贷款不能高于住房价值的60%。对于低收入家庭，不仅不鼓励他们购买住房，相反要求更高的首付比例。德国政府明确禁止房地产涨价以后业主用涨价部分作抵押去银行借款，即不容许资产增值抵押，抵押贷款利息不得从税基扣除。此外，为了鼓励自有自用住房和抑制房地产交易，德国对自有自用住宅免征房产税，对出售住房征收1%-1.5%的房产土地税、3.5%的房产交易税和15%资本利得税，通过征收高额的税收，压低炒房者的利润空间，抑制投机行为。

　　鼓励租房。德国政府每年补贴中低收入阶层，鼓励他们租房。租房补贴约占GDP的1.2%，住房补贴的90%流向租房者。德国有明确的法律来规范租房市场，保证承租人和房东的合法权益。德国政府会编制详尽的房租合理价格表，房租超过合理价的20%就属于非法，超过合理价的50%就属于犯罪。德国租赁住房率达到57%，特别是年轻人中77%都是“租房族”，住房自有率仅为43%，是欧洲住房自有率最低的国家。

　　提供保障房。政府根据居民新增的购房需求确定每年住房供应总量。同时，考虑居民的收入差距，对高、中、低档房屋的构成做出明确规定，并对社会福利住房提供专门的规划用地，市场差价由政府向开发商提供补贴，并推行“社会住房”等资助政策保障低收入家庭的住房供给。此外，德国政府还实施“住房金”制度，通过向低收入家庭提供补贴，帮助这部分人群获得合适的住房。

　　（五）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

　　德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是一种以兼顾经济效率为原则，以促进社会公平、维护社会稳定安全为基本目标的“选择性保障制度”。其目的并不在于调节高收入者与低收入者的收入比例，而在于为失业者和社会弱势群体提供基本生活保障。

　　德国社会保障体系的构成。主要包括社会保险、社会补贴和社会救助三部分。其中，社会保险是核心，包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生育保障、就业促进、工伤事故保险等，主要用来保障工薪阶层和其他有收入的人群。社会补贴包括家庭负担补贴和住房补贴等，主要用来保障低收入者。社会救助主要包括特殊生活阶段救济和生活费救济等，主要用来保障残疾人等弱势群体的基本生活。

　　社保体系的两大原则。一是重视经济效率。德国在设计社会保障政策措施的过程中特别注意其对经济效率的影响，将再分配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避免其削弱人们的劳动意愿和进取精神，防止其影响市场机制发挥作用、降低经济效率。二是避免泛福利化。德国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能力提供适度的社会保障，这样既促进了社会公平，发挥了保障社会稳定的作用，同时又严格控制成本，避免政府财政背上过重的包袱。在保障资金的筹集上，主要由社会保障的受益者以及企业来承担，政府财政补贴只承担第二位的责任。

　　及时推进改革。随着两德合并，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德国的社保体系出现了一些问题，包括失业率居高不下、赤字不断累积以及企业竞争力下降等。施罗德政府及时推出了名为“哈茨计划”的福利改革。按照“哈茨计划”，约27%的失业者将不再享有失业救济，48%的失业者福利被削减。尽管这一改革遭到了德国民众的强烈反对，施罗德的支持率也大幅下降，但这些举措增强了德国企业的竞争力，从长远来看为德国经济注入了强心剂。可以说，施罗德时期的福利改革措施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德国率先复苏奠定了重要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