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旼旼

　　亚投行，一石激起千层浪。虽然这家服务于亚洲基础设施建设的多边机构从一开始就遭到美国抵制，但最近出现戏剧性转折。继英国突然倒戈之后，德、法、意三大欧洲老牌发达国家宣布跟进，卢森堡、瑞士和奥地利也紧随其后。在亚太，美国的传统盟友也开始动摇，澳大利亚和韩国在最后期限前选择加盟。这使得一开始并不为西方观察人士看好的亚投行，瞬间成为“香饽饽”。

　　虽然亚投行的定位仅仅是一家地区性专项银行，却引发全球观察者对全球治理秩序的深刻思辨。“中国的布雷顿森林时刻”、“新兴亚洲时代的到来”、“美国主导时代的终结”……从这些西方媒体热炒的概念上多少可以看出，亚投行对整个西方决策层和智识界产生了多大的震动。

　　虽然上述判断大都言过其实，但不可否认，在中国经济发展硬实力令西方惊叹了三十多年后，中国规则制定的软实力终于开始崭露头角。从这个意义上说，亚投行标志着中国一个新发展时代的开始：中国开始懂得如何利用硬实力赢得软实力，开始尝试开拓综合国力的更多维度。

　　面对亚投行突如其来的成功，值得追问的是，这次中国究竟做对了什么？笔者认为，亚投行成功的重要原因是中国对外战略的转轨：从全球秩序的跟跑者转变为地区秩序的领跑者。这是一条更有实效的崛起路径，也符合大国崛起的历史经验，即在成为全球性强国之前应首先成为地区性强国，在发挥全球影响力之前应首先筑牢地区影响力基础。可以说中国经济硬实力崛起有赖于全球化，但中国软实力崛起则必然肇始于周边。

　　中国过去三十多年的经济奇迹有赖于“与世界接轨”，中国一直都是现行秩序（二战后美国主导的全球治理秩序）的受益者。加入世贸组织、寻求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中更大话语权，都是中国参与、贡献、改良现行国际秩序的努力。这种努力的巅峰是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美合作成为全球对抗危机的中流砥柱。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前所长伯格斯滕提出的G2（中美共治）概念是对这一发展趋势的终极预测。这种观念认为，中国不应对抗既定的全球秩序，而应该通过融入的方式去改良这一秩序。

　　同时，中国的“世界观”里还有另一脉分支，即中国应当通过引领“南南合作”来打破西方构建的不公平国际治理秩序。这一脉发展亦在全球金融危机后达到顶峰，标志性事件就是金砖机制，以及金砖银行和金砖国家应急储备安排的建立。

　　如果说中美共治代表的是中国“改良”世界秩序的努力，金砖则代表着中国“革命”世界秩序的尝试，前者是中国近代以来“现代化叙事”（即通过引入现代化以融入西方文明和全球秩序）的延续，而后者则是近代以来“革命叙事”（即通过对抗来纠正强加给中国的不公平待遇）的延续。

　　G2还是金砖，看似南辕北辙，但有着共同的深层文化因素，即“天下”观念。中国的发展眼光从来就没有停留在自身，始终抱有如何恢复大国地位的历史使命感。但这两种观念的发展路径事实上都遭遇困难。中美共治的概念仅仅短暂地出现于危机应对期，从美国国会阻挠IMF改革方案到美国主导的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谈判，从美国支持日本军事正常化到阻挠盟友加盟亚投行，守成大国和新兴大国之间的角力日趋严峻。

　　另一方面，金砖机制的发展也同样遭遇瓶颈，过于平等化的权力结构设计带来低效问题。同时新兴经济体发展的不确定性和激烈的内部博弈也削弱了合作基础。这也是为什么比金砖银行晚诞生一年半的亚投行却推进得风生水起。

　　因此，不再纠结于观念的抉择，转向更为务实地寻求地区领导力成为中国的最新战略转变。从互联互通到一带一路，从强调周边外交到倡议设立亚投行，中国将更多精力集中在区域而非全球。通过将力量汇聚到一点，中国实现更为明显的影响力提升。

　　中国抓准了全球最重要的投资洼地，即在全球增长最快地区推进最急需的基础设施投资。这不仅意味着项目投资带来的收益，更意味着分享整个亚太发展带来的红利，因此亚投行才会一呼百应。亚投行的合作基础不是口惠而实不至的既有国际治理体系改良，也非空洞口号号召下难有实效的“南南合作”，这是一种基于诱人利益基础、可行运作方案之上的务实合作。尤其是在西方国家加入之后，亚投行的多元合法性基础更加稳固，非排他性特色更加显著，这也是中国第一次找到一条比从内部改良既有秩序更加有效、比从外部对抗现有秩序更加包容的中间道路。

　　将自己的经济实力置于一个恰当的发挥平台，做正确的事情，便无需担心没有朋友。就像改革开放一样，做了正确的事后，朋友自会跨过意识形态和偏见的藩篱前来握手。中国在亚投行问题上将美国的封堵化解于无形，并且在国际舆论上获得对美国的“道德高地”，这的确是中国软实力升华的一次成功范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