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涤

　　大物理学家马克·普郎克曾说，经济学太艰难， 他不敢去涉猎；大哲学家伯特兰·罗素声称经济学太容易， 他不屑于涉猎。普朗克发掘出的天才，爱因斯坦对经济学的观念每有鞭辟入里的解释，而罗素探究的哲学理念很少落到了实处，至少他打理个人财务是相当失败的。在现代社会，经济学观念的用处越来越多，其晦涩的程度却不见得越来越少。我由是推想，《凯恩斯的中国聚会》介绍和分析的内容，同人生的联系——95%的人的95%以上的生命都耗在了市场的打拼上面——将越来越紧密。

　　徐瑾的叙事涵盖了经济学诠释的各主要流派和诸大师要角，必是读了大量的典籍；其视角、选题，文风的老辣，不免予人一种中年老成的感觉，然而她还是个年未满三十的新秀。分析经济学的观念，是件相当费劲而不讨巧的事，从几个美国总统的揶揄中，我们兴许可以看出几分。

　　杜鲁门很烦经济学家的“首鼠两端”，哀叹“你们能不能给我一个‘一只手’的经济学家，别老是on the one hand…… on the other hand……的”，教人无从决策。肯尼迪当选后，随即延揽常春藤的名经济教授加盟来帮助制定经济政策。托宾，日后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有名的托宾值的发明者），在接听总统电话时颇觉惶恐，推说自己不过一介象牙之塔学究，毫无政策实务经验。肯尼迪应答道，“那好极了，本人也是象牙之塔总统，还没有学过什么总统学课程呢。”

　　什么是我，何为我的营盘？抓住了这个要点，对明白经济学观念的底蕴至为重要。按亚当·斯密的说法，任何生产，目的无非为了消费。引申开来不妨理解为，谁干什么不重要，关键看谁分到什么，不禁令人想起约瑟夫大叔（Uncle Joe）的名言，谁投票不重要，关键看是谁在点票。

　　从上海财大毕业后，我1981年底赴美留学。上世纪80年代到美国学经济的大陆学生想必还都记得，萨缪尔森和弗里德曼在Newsweek的对峙，各开专栏互打笔战，两位泰斗过招许多回合，可谓脍炙人口。当时读了直觉过瘾，许多年后我才悟出其中的门道：两派为之纠缠的，可以归结成一个字——“税”，其余的观念或说辞，多半是藉口或粉饰。政府孰大孰小，归根结蒂，是“这些是我应得的，你不能拿走”和“那些是我应得的，你得还给我”之间的争论。

　　而唯有国家，现代文明唯一“合法的有组织的暴力”，才有“合法的权威”，把经济利益以税和费的名义，在各个人群之间“合法地”分配来分配去。在文明竞逐的过程中，我甚至以为，你若是能把人类是如何展开“抱团竞争”的——把“我”与“我们”，以及“我们”与“他们”之间的博弈机制给整明白了，许多经济学的观念是可以迎刃而解的。

　　经济学的理论，多由观念堆积及其逻辑推演而成，很少是基于历史发生过的史实和数据分析为诠释基础的，这样的研究方法正在发生范式转变的趋势，而几年前的市场崩塌也在催促经济学人深刻反思。人们发觉，许多自圆其说的观念假设和构造精巧的数理模型并没能很好地指引发展或预测市场，不惟如此，它们甚至无法提供过往发生的重大事件，比如1930年代的世界性大萧条根源的解释而具有说服力。萨缪尔逊就坦言，“对于全球金融危机我们能确定的，就是我们所知甚少。”可谓知人知己。

　　总之，要制定和贯彻能够奏效的经济政策，人们开始明白，是无法靠设计出“合理的行为”来达到目标的。我们不得不回溯演化的历史找其线索，深入到演化中铸就的人脑构造内部找其依据，才有可能洞悉人类的本性和把握人群合作的条件。

　　这召唤着经济学观念的重整，经济研究方法和途径的再造，对于年轻的经济学者是个极好的契机。徐瑾以她在金融时报中文网的丰富练历和敏锐观察，娴熟驾驭了复杂高深的经济学观念，让我们更期待年轻一辈经济学家，不但能描述观念的聚会，而且参与到经济学本身的重整和再造，建树丰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