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王超

　　“中航油因为看跌石油价格卖出了大量的石油看涨期权合约而亏损5.5亿美元。我十分担心，中航油事件的影响会向着人们所害怕的方向发展：那就是为了规避操作风险，管理层和有条件参与期货市场的企业索性抛弃这个市场。”这是2004年12月25日在长沙举行的中国期货市场“创新与发展”岳麓论坛上，巴曙松先生反复向期货界和新闻界人士陈述他对中航油事件的忧虑。令人唏嘘的是，十年来，他的担忧不断被言中。

　　在十年前那次期货论坛上，巴曙松期望在场的记者能够告诉大家：不做期货的风险要比做期货的风险更大；因涉足期货产生问题，不是期货本身的问题；期货市场的大好局面不能因一两家企业因过度投机导致失败而葬送。他形象地比喻说，“期货只是一个工具，就像刀可杀人，也可以切菜一样，不能因为刀能杀人，就不用刀来切菜”。

　　众所周知，期货市场有两大基本功能，一是可以为企业进行套期保值，通过现货市场和期货市场的反向操作，从而规避大宗原材料和农产品购销因价格波动带来的损失；二是还有价格发现的功能，对企业把握市场价格波动提供敏锐的工具。

　　许多人将期货工具比喻为保险，即企业运营始终离不开套期保值来规避风险。但记者更愿意将期货工具理解为药品，即企业之于期货工具，更像人和药品的关系。一个人在健康的时候，是不需要吃药的，但生病了就离不开药。企业亦是如此，当原材料或产成品的价格运行朝着有利于企业经营的方向发展时，企业不需要在期货市场进行套期保值，毕竟后者的成本也不小，更何况即便套保也存在风险。当然，不做不等于不关注、不了解，一旦价格波动危及企业正常运营的时候，就必须要出手。

　　从国际方面来看，套期保值早已是成熟有效的避险工具。据统计，在航空界，最成功的投资案例当属美国西南航空公司，在国内航空公司巨亏的2008年，美国西南航空公司却逆势盈利1.78亿美元，其秘诀就在于对当年超过七成的航油进行了套保，平均成本仅为51美元/桶。

　　“对国有企业来讲，期货就像是一朵带刺玫瑰，看着美却不敢轻易去碰。”本报《期货周刊》第一期刊登的《国企入市 期货不再是‘带刺玫瑰’》曾深入分析到，国有企业进入期货市场的步履之所以缓慢，是因为当下存在不少制约和影响国企参与期货市场的因素，这些因素包括但不限于观念意识、人才团队、约束激励、资金状况、入市审批、考核制度、法制建设、合约设计、品种活跃、期现结合等。

　　而在2008年，金融危机全球肆虐，不少国企在套保业务上“栽个大跟头”。此后，“讨伐之声”给企业及相关部门都带来了巨大压力。一些企业原本激进的策略趋于保守，甚至产生了“无过便是功”的惰性思维。

　　然而，上述“鸵鸟思维”不可取矣，因为政策障碍正在除去。2014年，新“国九条”正式颁布，其中第十五条明确提出“允许符合条件的机构投资者以对冲风险为目的使用期货衍生品工具，清理取消对企业运用风险管理工具的不必要限制。”

　　“事实上，我们与国际其他生产企业或销售企业同样都面临着价格波动带来的风险，其区别在于对待市场风险的态度、有没有规避风险的手段以及是否及时合理地运用了这些手段。通过现货、期货两个市场间的对冲交易进行套期保值，是企业分散风险、控制成本的基本需求，也是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有力途径。”某上市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企业对期货市场没有任何拒绝的理由。

　　“我们国家的航油采购成本一直居高不下，就是因为我们不善于使用期货工具，往往买在了高点，高昂的采购成本最后被消化在机票上，被乘客所分担，其实我们完全可以享受更低价格的机票。”十年前，巴曙松先生在岳麓论坛的发言依然铮铮有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