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市房地产研究中心 李宇嘉

　　互联互通、基建投资已连续两届成为APEC议题之一，亚太（特别是亚洲各国）主要依赖陆路交通的国家最多，但交通等基础设施普遍落后，基建投资亟待推进。相比其他发达国家，我国以高铁为核心的基建投资在技术整合、运营实践检验、性价比优势、融资支持上的优势非常明显。同时，我国招商引资和对外投资并重，目前对外直接投资已超过1000亿美元，而且是最大的海外大型工程承包国家。

　　亚太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亚洲“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多相对封闭，在历史上曾遭遇发达国家的殖民统治。近代以来，本国历史文化和民族传统遭受到现代文明和国际主流文化的冲击，现代化进程一度受阻；而在当代，以发达国家为主导的IMF、世界银行、洲际开发银行等，所提供的援助仅仅是“授人以鱼”，并且在提供援助时有意无意地附带了价值观输出，与受援国传统文化和治国理念存在一定冲突。

　　2008年金融危机后，各主要发达国家大多从本国经济复苏出发，发布经济刺激政策。特别是美国、欧洲和日本等发达国家连续多年的QE政策，造成流动性在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大规模进入和撤出，对于这些国家经济和金融、老百姓福利冲击比较大。因此，发展中国家对于融入现代文明来提高本国国力和生活水平有强烈的诉求，但害怕资本输出附带价值观式的援助行为，也担心攫取本国资源式的援助行为。

　　每一次人类交通工具的创造与创新，不仅带来生活、交流和经济发展的巨大改变，而且促成一国生产结构的效率升级。要实现现代化进程，亚太广大发展中国家必须要加快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陆地纵深的亚洲国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这不仅是这些国家加速现代化的基础，也是提高本地区人民福祉，实现国家和社会长治久安，稳定执政基础的保障。因为只有基础设施得到完善，居民在用电、饮水、医疗、教育等方面的基本需求才有实现的物质基础，也才有本国政府、企业和人民通过互联互通来观察世界、发挥比较优势、开展交流和贸易，经济才能发展、政权才能稳定。因此，只有基于此目的的资本输出，这才能真正称得上是“授人以渔”。

　　一般来说，以基础设施为主体的高端制造业在大国最易于形成，也是大国核心竞争力的关键。基于30多年对外开放所需工业化基础设施建设、快速城市化所需基础设施建设，利用广阔的腹地、巨大的人口红利、资源空前大流动的机会、内外需市场，我国不仅构建起较完善的基础设施，而且在交通运输、水利水电、工程承包和建设等方面积累了较高的技术水平和实践运营经验。特别是，我国巨大的内需市场和多轮基建投资计划的实施，形成了基建投资边际成本比较低的投资模式、规模化的产能潜力。

　　而这种规模化的产出势能、低边际成本，以及经过无数实践运营和调试变得成熟和立即可推广的技术，正好适合发展中国家巨大的基础设施投资需求，以及互联互通大趋势下的市场空间。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基建投资引进的外汇资金短缺，对投资成本也比较敏感。根据预测，2010年-2020年间，亚太区基础设施建设每年需要投入8万亿美元，而且多数集中在亚洲“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如此巨大的资金缺口面前，不仅发展中国家无力支持，以扶贫为主旨的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也无法解决。

　　而西方发达国家经历了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后，去杠杆进程刚刚结束，公共财政资源捉襟见肘，也无力支持。我国以完善外汇投资和保值增值新机制为契机，以强大外汇储备资金做后盾构建起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丝路基金，作为“一带一路”战略、基建投资“走出去”战略的两翼，其低成本、规模化的特征，成为支持发展中国家基建投资的重要保障。

　　更重要的是，我国在实施基建“走出去”战略，支持发展中国家基建设施投资上，在国家主权、领土完整、自主道路选择和民族传统传承上，一以贯之地坚持完全尊重和不干涉的原则。我国国内基础设施投资，未来将更多地选择PPP（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供给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模式。而在亚投行和丝路基金的设立上、国外基建项目投资模式上，我国也将充分贯彻透明有效、开放包容、“共担风险、共享收益”的PPP思路，充分尊重当地政府和企业个人的投资意愿和平等地位，并通过合作来实现共赢、风险共担。

　　因此，即便我国在基建“走出去”战略实施中，将会面临所在国政治法律风险、意识形态的干扰，甚至是对我国的偏见，个别项目的进程会有所反复，但当今世界多元化发展是大势所趋。笔者认为，应更清醒地认识到基建“走出去”战略在实施中遇到的风险、需要掌握的游戏规则，以及坚定地摒弃过去单纯的海外工程承包思维，转向合作共赢的长期经济社会投资思维。互联互通最终目的是联手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和竞争优势，实现优势互补、风险共担和共同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