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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推进改革要更多依赖地方和社会

  • 发布时间:2014-11-08 02:32:40  来源:中国证券报  作者:佚名  责任编辑:罗伯特

  □本报记者 卢铮

  “和以往一样,改革的主体不是中央,而是地方、企业和社会,应按事权大小赋权给地方政府,同时也应更多借助社会管理力量。”知名中国问题专家、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如是表示。日前,郑永年就其为中国改革建言献策的专著《不确定的未来:如何将改革进行下去》,接受了中国证券报记者的专访。

  郑永年表示,当前各级地方政府都有改革动力,尤其是地方政府收入缩减和地方债务风险上升等现状,迫使各级地方政府进行改革,例如整合地方国企资源、改革小产权房制度等,但这些措施远远不够。“94分税制改革后,中央具有政策制定权,但政策实施权在地方。因为一些领域往往是中央出政策、地方出钱,很多政策根本落实不下去。”郑永年认为,解决方法是中央政府在财政集权之后,也应把事权的一些方面收上来,担负相当程度的责任。同时在具有产业性质的领域,应实行继续分权,尤其是央企应当从很多经济活动领域退出,将这些经济活动下放给地方,进行民营化改革。“只有财政负担减轻,经济活动权增加,地方政府才有更多动力来发展经济。这样一来,中央、地方、社会才会进入良性关系。”

  除理顺中央与地方关系外,郑永年也格外看重社会赋权对于改革的推动作用。“社会组织的参与会给地方政府造成有效压力,从而迫使增强其透明度。”郑永年认为,在社会、经济、文化的诸多领域,政府可以向社会组织赋权,也可以通过建立PPP等探索公私合营的模式。

  郑永年认为,新加坡的经济发展经验和社会治理经验值得中国借鉴。“新加坡现在实施的是一种‘保底不封顶’的模式。既‘亲商’又‘亲民’,既重视资本的作用,又注重提供公共服务。”郑永年介绍,“上不封顶”就是重视商人和企业家作用,对于勤劳致富的守法纳税者,鼓励和支持他们继续致富,从而源源不断增加社会财富和国家税收,壮大中产阶层队伍,从而使社会更加趋向稳定;“下要保底”,就是政府加大公共财政投入,提供基本政府服务。“亲商为服务型政府提供了经济基础。新加坡的大多数人都居住在政府住房,中产阶级也是,住房政策是新加坡非常重要的立国政策。”郑永年认为,“保底不封顶”相比西方福利社会制度更可持续,也更有利于社会稳定。

  郑永年认为,当前要促进中国社会公平,要注意一次分配即劳动收入的公平,二次分配只是补充。要在经济结构上进行改革,主要是要达成以下几个方面的平衡,即: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平衡、大型企业和中小企业的平衡,更重要的是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公平。他指出,在任何国家,中小企业的发展往往是实现社会公平的最重要的经济手段。

  对于中国正在大力推行的城镇化改革,郑永年指出,城市体制改革是城市化的制度前提,尤其是要改革城市等级制度。“中国的城市有县级市、地级市、副省级市、直辖市等级别,这种等级体系损害行政效率,抬高行政成本。”郑永年认为,城市体制要改革,就必须改革城市行政级别,实行扁平化改革,城市内部的行政等级也要缩短,从而推动城市升级。

  此外,对于中国新一轮金融改革,郑永年认为金融市场结构改革必须先于利率市场化,在没有打破国有银行垄断地位、放松金融市场准入限制的情况下,利率自由化会导致越来越多的问题。郑永年指出,金融市场结构调整主要是指实现国有银行和民营银行、大型银行和中小型银行的平衡,把金融改革重点放在培育中小银行甚至微型银行上,为更多中小企业融资服务,防止金融业绑架实体经济。

  书名:《不确定的未来:如何将改革进行下去》

  作者:郑永年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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