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卢铮

　　“和以往一样，改革的主体不是中央，而是地方、企业和社会，应按事权大小赋权给地方政府，同时也应更多借助社会管理力量。”知名中国问题专家、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如是表示。日前，郑永年就其为中国改革建言献策的专著《不确定的未来：如何将改革进行下去》，接受了中国证券报记者的专访。

　　郑永年表示，当前各级地方政府都有改革动力，尤其是地方政府收入缩减和地方债务风险上升等现状，迫使各级地方政府进行改革，例如整合地方国企资源、改革小产权房制度等，但这些措施远远不够。“94分税制改革后，中央具有政策制定权，但政策实施权在地方。因为一些领域往往是中央出政策、地方出钱，很多政策根本落实不下去。”郑永年认为，解决方法是中央政府在财政集权之后，也应把事权的一些方面收上来，担负相当程度的责任。同时在具有产业性质的领域，应实行继续分权，尤其是央企应当从很多经济活动领域退出，将这些经济活动下放给地方，进行民营化改革。“只有财政负担减轻，经济活动权增加，地方政府才有更多动力来发展经济。这样一来，中央、地方、社会才会进入良性关系。”

　　除理顺中央与地方关系外，郑永年也格外看重社会赋权对于改革的推动作用。“社会组织的参与会给地方政府造成有效压力，从而迫使增强其透明度。”郑永年认为，在社会、经济、文化的诸多领域，政府可以向社会组织赋权，也可以通过建立PPP等探索公私合营的模式。

　　郑永年认为，新加坡的经济发展经验和社会治理经验值得中国借鉴。“新加坡现在实施的是一种‘保底不封顶’的模式。既‘亲商’又‘亲民’，既重视资本的作用，又注重提供公共服务。”郑永年介绍，“上不封顶”就是重视商人和企业家作用，对于勤劳致富的守法纳税者，鼓励和支持他们继续致富，从而源源不断增加社会财富和国家税收，壮大中产阶层队伍，从而使社会更加趋向稳定；“下要保底”，就是政府加大公共财政投入，提供基本政府服务。“亲商为服务型政府提供了经济基础。新加坡的大多数人都居住在政府住房，中产阶级也是，住房政策是新加坡非常重要的立国政策。”郑永年认为，“保底不封顶”相比西方福利社会制度更可持续，也更有利于社会稳定。

　　郑永年认为，当前要促进中国社会公平，要注意一次分配即劳动收入的公平，二次分配只是补充。要在经济结构上进行改革，主要是要达成以下几个方面的平衡，即：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平衡、大型企业和中小企业的平衡，更重要的是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公平。他指出，在任何国家，中小企业的发展往往是实现社会公平的最重要的经济手段。

　　对于中国正在大力推行的城镇化改革，郑永年指出，城市体制改革是城市化的制度前提，尤其是要改革城市等级制度。“中国的城市有县级市、地级市、副省级市、直辖市等级别，这种等级体系损害行政效率，抬高行政成本。”郑永年认为，城市体制要改革，就必须改革城市行政级别，实行扁平化改革，城市内部的行政等级也要缩短，从而推动城市升级。

　　此外，对于中国新一轮金融改革，郑永年认为金融市场结构改革必须先于利率市场化，在没有打破国有银行垄断地位、放松金融市场准入限制的情况下，利率自由化会导致越来越多的问题。郑永年指出，金融市场结构调整主要是指实现国有银行和民营银行、大型银行和中小型银行的平衡，把金融改革重点放在培育中小银行甚至微型银行上，为更多中小企业融资服务，防止金融业绑架实体经济。

　　书名：《不确定的未来：如何将改革进行下去》

　　作者：郑永年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