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证券报：如何理解中国处于“二次转型”时代这个概念？

　　迟福林：中国现在正进入又一次大转型时代：第一次转型是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做大了经济总量，使我国进入中等收入国家；第二次转型就是当前从经济体制改革过渡到全面改革，目的是从中等收入国家顺利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避开“中等收入陷阱”。

　　具体来看，从经济体制改革过渡到全面改革，反映了经济转型、社会转型、政府转型等全面转型的大趋势。在我看来，第二次转型比第一次转型涉及的面更广、更深刻，而且对于中国未来的三十年更有决定性影响。

　　在第二次大转型中，关键是要在2020年之前的六年里走向服务业大国，使服务业在整个经济结构当中能达到55%以上，而且对经济增长贡献能够达到50%以上，吸纳就业率也能达到45%-50%，初步形成服务业大国的格局；然后再用10-20年时间，从服务业大国走向服务业强国。

　　中国证券报：在这样一个大转型时代，应该如何判断趋势，抓住机遇？

　　迟福林：首先要看到大趋势，时代背景正在发生变化。中国正在走向服务业大国，我们也在逐步进入消费新时代，未来大趋势下需要抓住机遇，推进相关的转型改革。我认为，“十三五”改革的总思路就是以服务业为主导的经济转型为目标，以服务业的市场开放为重点，以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为主线。这样才能适应大转型时代全面改革的总体需求。

　　这一阶段的改革有三个重要特点：一是增长转型改革高度融合。过去由政府主导的投资增长方式难以为继，会造成新的产能过剩并积累更大风险，需要转变。二是利益关系的调整更具深刻性。比如服务业的发展涉及到人和人之间、行业和行业之间的资源配置和政府角色转换。三是改革的时间、空间约束十分强。如果转型成功，在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的基础上，服务业开放有一个新的格局，就可以为未来十年、二十年的经济新常态、公平可持续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如果处理不好，中国可能就会陷入更大的经济风险甚至社会风险之中。

　　因此，2020年是经济转型的历史节点，标志就是能不能初步从工业大国走向服务业大国。能否成功的关键则在于，适应这个大趋势推进全面转型和改革。

　　中国证券报：能否这样理解，如果没有做好理念上的转变和全面的开放，改革就会面临非常大的挑战？

　　迟福林：没错，改革一定要认清大趋势，中国已经走过了做大经济总量、政府主导增长方式的阶段。由于国际国内条件的深刻变化，中国已经进入消费主导和人口城镇化的新时代，国民需求从物质需求转向服务需求，工业转型升级对生产性服务业要求也越来越高。只有认清趋势，才能因势利导，顺势而为。

　　这势必涉及改革和转型，涉及更深刻的制度结构和利益结构的调整。大趋势的转变必然要求一场深刻的思想解放，理念需要变革，因此我们倡导服务型和法治型政府，重视中小企业。如果理念上没有转变，我们就可能错失发展机遇而陷入被动。

　　中国证券报：大家都在说改革已进入攻坚阶段，所谓“攻坚”体现在什么方面？如何攻坚？

　　迟福林：我们的经济转型、社会转型、治理转型一定要适应改革开放36年后全社会需求结构变化的大趋势，这样不仅能将13亿人的消费需求释放出来，而且能够解决我们今天面临的很多问题。中国改革正处在一个历史的拐点，通过改革的历史性突破，中国就能站在一个历史的新起点。到了今天，所有的改革都面临固有利益关系格局的掣肘，改革的深刻性、复杂性比以往要大得多。要释放改革红利，最大的问题是改革能不能打破利益关系，政府能不能对自己动刀子，从而形成合理的利益格局。目前到了经济转型的关键点，不能再拖延下去，否则改革很难推进。

　　在部门利益、行业利益、地方利益比较突出的情况下，迫切需要顶层推动，要有高层次的统筹协调。在涉及利益调整和权力结构调整时，统筹考虑利益关系调整，拿出具体办法，这一点特别重要。行政体制改革表面上是机构和人员数量的增减，实质上是权力格局的重新调整。凡是涉及权力和利益调整的改革都是最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