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证券报：提及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重要性，对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有何建议？

　　迟福林：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是这两年政府转型中的亮点，虽有进步，但还很不够。一是购买服务的领域还比较窄。二是购买公共服务前提是市场主体是平等的，如果还都是事业机构承担着，还是行政垄断，这种购买公共服务很难做到促进公平竞争，这一套微观机制需要再造。三是政府购买公共服务需要规范化、公开化，要受到社会监督。这样才能保证服务价格是在市场公平竞争基础上形成的。

　　中国证券报：当前政府对自身机构改革力度较大，并提出需进一步简政放权，如何理解政府权力分配方面的这种转变？

　　迟福林：我把它概括为六个字：放权、分权、限权。

　　第一步要解决的是放权的问题，属于市场的回归市场，属于社会的回归社会。简政放权仍然是当前政府改革的主线，现在放权到了关键时候。

　　第二步是分权。中央提出行政范围的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现在有些专业部委还没有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决策部门，主要精力仍然放在管理资产及其下属单位上。下一步，在分权基础上，要对行政权力结构进行改造，要按照中央提出的行政范围内的三权分设来推进。只有这样，才能深化政府转型改革，建立与市场经济更相适应、更有效率的行政系统，并有利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

　　第三步是限权。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把权力约束权力、法律限定权力和社会监督权力结合起来，这样才能找到限权的有效路子。

　　中国证券报：包括上海自贸区、深圳前海在内的各地改革亮点颇多，怎么看待这一局面？

　　迟福林：中国的改革需要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结合，改革从来都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的。现在强调顶层设计的同时，必须强调地方的试点、地方的创新对于改革的促进作用。比如上海自贸区的实践经验，其“负面清单”管理起到很好示范，可复制推广至其他区域，期待上海自贸区在服务业开放领域上有新的探索。

　　在市场开放方面，金融是一个重要领域。目前金融垄断的格局并没有完全破除，大中企业、国有企业占有大量信贷资源。从这个现状出发，金融改革突破，首要的是社会资本进入金融领域，最关键是要发展中小金融机构。现在这方面步子太慢，顾虑太多，远不适应中国服务业开放和中小企业发展的需求。从数据上看，发达国家每千人拥有的企业数量为45家，发展中国家平均是25家，中国只有9家，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一个重要原因在于金融在支持中小企业发展上远不到位。

　　中国证券报：发展中小金融机构，对于实体经济有多大意义？

　　迟福林：第一，发展中小金融机构，应适用于改革企业结构、搞活实体经济，有助于解决实体经济面临的融资难，也有利于各种小微企业的创新创业。目前金融在这方面重视不够。我们看到，目前互联网金融的创新业态兴起，正是由于中小金融机构发展严重滞后，凸显了中小企业庞大的金融需求。所以金融市场化，要把重点放在发展中小金融机构上。

　　第二，发展中小金融机构的目的是和服务业开放相适应。服务业主体是中小企业。过去强调发展大中型金融机构，是与做大经济体量、发展重化工业的发展目标相适应；现在发展服务业，重要的是发展中小企业。如果不发展消费性金融，不发展面向中小企业、面向服务业的金融，金融的作用就会受到制约，高利贷等民间借贷风险就会暴露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