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官平

　　金秋季节的昏黄夜幕下，牛山村不少农民在忙碌着。这是江西省上饶市位于赣闽交界的一个小村落，村里有几百户农户，多数青壮年都外出打工，留下的多是老人、妇女和儿童，和中国大多数农村一样，不少土地被撂荒。

　　尽管紧靠着一条能通往上海的高速公路，但这里仍然比较贫穷，村中没有到城里务工的农户大多数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仍然靠勤劳的双手来耕种三五亩地，农作物也很单一，除了稻子，只种些蔬菜、甘蔗或是油菜。

　　四十岁出头的顺强，前些年也在外面打工，今年选择了回家种红芽芋，并从其他在外务工的农户家中租来了十几亩地。

　　“如果种稻子，一亩田一年纯利不超过一千元，就算种十亩也只有一万元，打工三个月就能赚到。”顺强说，再继续种稻子肯定是不划算的，碰上不好的年头种田还得赔本。

　　如今种田，为了达到高产，必须投入一定量的农药、化肥，而这些生产资料的价格，在过去数年都一直跟着中国的物价在涨。

　　顺强赶上了好年辰，红芽芋产量高，价钱又好，除去化肥、人工等费用，一亩地还可以净赚三千元，算下来今年也赚了近六万元。“比再出去打工好，还能照顾家庭”。

　　心里美滋滋的顺强打算继续干下去，但也有些忐忑，租来的田明年还能不能续租？

　　其实，不只是牛山村，农村普遍存在一个现象：很多外出打工的农民，宁愿让田荒了也不肯租出去，即便租，也只是一年、两年的短租。

　　“今年租明年又不给你的情况多得是。”顺强心里也清楚，很多外出务工的农民也担心哪天外面不好混了，可能也要回农村种田，生怕失去土地，即便它带不来什么财富，但至少可以饱肚子。

　　和顺强一样，在十里外的文山村，很多“种芋大户”都有这样的担心。这个村所在的紫溪乡被誉为“中国红芽芋之乡”，几乎所有村民都加入了合作社，并且拿出1万元入股合作社。

　　“不用愁销路，还能分红，自己种自己得。”文山村的一位童姓村民说，村里多数农民都到外村租田，差不多都种了二十亩左右，除了自己的利润，还能得到合作社两万元分红。

　　在牛山村的一家小店的外墙上，七八张《石塘镇农户承包地登记基本情况调查摸底汇总表》贴在上面，上面填着户主姓名、家庭人口、原承包面积等信息。白纸黑字的表格上都有村民们的签名。

　　从今年4月开始，江西全面启动了农村土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形象地说，就是给农民手上的土地发一本“身份证”。这本“身份证”给农民吃了一颗“定心丸”，不论何时，都保证了自己拥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

　　众所周知，家庭承包是从联产承包开始的，当时农村为了保证“交足国家的、留足集体的”粮食等农产品，普遍存在以产量最高的农田作为标准图，其他的耕地采取折扣方式以多顶少，即1.2或1.5实际亩折扣为1标准亩，据此承包给农户。

　　但现实中，农民虽然拥有土地承包经营权，却没有一纸证明，以致难以通过入股、抵押、担保和流转享有用益物权权能，也就是财产性权利。

　　土地是中国农民的命根子，土地权属不清，谈何权利？

　　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并保持长久不变，在坚持和完善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前提下，赋予农民对承包地占有、使用、收益、流转及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权能，允许农民以承包经营权入股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

　　随着类似文山村中农业专业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出现，更多的问题逐渐凸显。

　　“土地确了权，外出务工的农民也就不用担心了，如果租田可以稳定一些，比如五年十年，这样就可以来做统一管理和规划了。”上述童姓村民说，一旦确权，流转来的土地也可以拿去抵押贷款，解决资金困难。

　　“如果这样的话，以后还能分田吗？”尽管以后土地（经营权）转包更方便，但顺强也担心，随着家中人口增多，土地确权后，村里的田就再难调整了。

　　这种担忧不无道理。一些基层干部对此解释，当前确权是为了明确权属关系，盘活土地，对于调田，并非确权之后就不能再调，若村民小组讨论决定分田，要充分尊重农民意愿，在分得好的情况下，是可以调的。

　　从古至今，农村的一切问题根源都在于土地。按照政府的政策设想，土地确权既可以还权赋能，还能有效解决大量农村劳动力进城后谁来种地的问题，改变落后的一家一户的“小农模式”，促进种田大户、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新兴农业经营主体的发育、壮大，并有利于现代农业的发展，保障13亿中国人的吃饭问题。

　　中国农村产权改革的枪声已经打响。土地确权是一项基础性的工作，做得好，可以为后续农村其他产权改革提供经验，做得不好，不仅会留下后遗症，还会带来更多的对三农发展不利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