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志辉

　　20世纪初，斯堪的纳维亚还不是一个发达的地区。之后特别是“二战”后，经过快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之后，斯堪的纳维亚四国（瑞典、芬兰、挪威、丹麦）在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取得了令世人羡慕的成就，早在几十年前，都已经跻身于世界发达国家之列。

　　挪威哲学家奎纳尔·希尔贝克（Gunnar Skirbekk）在其新作《多元现代性——一个斯堪的纳维亚经验的故事》中，通过分析以挪威为代表的斯堪的纳维亚现代化过程，深入探讨了全球化背景下现代化的多元性。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向被视为实现现代化过程的成功案例，关注从19世纪到20世纪的一段连续历史，理解一个早发现代化国家的实践经验，将为当下中国社会的转型发展提供有益的思考。

　　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现代化进程的特色在于19世纪路德教官员、大众运动以及精英之间的一种有趣的互动。一方面，官员在斯堪的纳维亚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另一方面，大众运动及其精英也获得了独特的地位。正是基于这样一个背景，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在20世纪中叶成为全面的福利国家，并且对法治给予高度信任。

　　在书中，希尔贝克提出了三种合理性的基本形式——工具合理性、解释合理性、论辩合理性。他从这个角度入手，专注于从两个时期来刻画挪威的现代化历史，一是19世纪挪威立国时期的历史，一是“二战”以后的挪威历史。在这两个时段中，都有所谓作为“理想类型”的、优秀的“象征性行动者”。比如在19世纪，他提到了施韦高、莫拉德和温尼耶，分别代表了工具合理性、解释合理性和论辩合理性；在“二战”以后的阶段当中，与这三种合理性相对应的象征性行动者则分别是布伦特兰、兰格斯特和夏德瓦姆。通过对斯堪的纳维亚和挪威这个非典型西方现代化道路成功案例的考察可以发现，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之间有着相似之处，但也有更多的不同。斯堪的纳维亚的现代化并没有呈现一条径直朝向人人平等、开明和有序的福利社会和民主法治国家的明确必然的发展道路。从合理性的角度而言，斯堪的纳维亚的现代化过程具备了普遍性和多样性动态交融的特征。由此可以认为，西方现代性并非唯一合理的现代性，现代化和现代性在事实上具有多样性和多元性。

　　“多元现代性”是自21世纪初以来就被学术界广泛探讨的一个具有全球意义的焦点话题。对现代世界历史发展的性质问题历来有不同的回答，较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分别是福山宣扬的“历史终结论”（即同质化）和亨廷顿强调的“文明的冲突”。而多元现代性观点认为，现代性不等于西方化，西方现代性模式并不代表现代性的唯一真实。

　　从制度和价值的分化着手，希尔贝克在欧洲、斯堪的纳维亚、挪威这三个维度论证了现代性是多元的。他指出，现代化进程是多而不是一，现代化的事业受到各种历史经验与自我批判的反驳与修正。现代化事业就像一个无法回头的持续旅程，却又向着校正与可能的改进开放。而挪威的现代化进程本质上区别于英美世界以及法国、德国的现代化，挪威的经验完全不支持那种把现代化进程理解为直线发展的、内生的观点。

　　从书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不仅法国、德国与英美的现代化进程是不同的，北欧与英美及德法也是不同的，即使在斯堪的纳维亚内部挪威与其他国家还是不同的。这也启示我们，既然诸多西方国家的现代化是多元的，没有统一的模式，那么，与西方国家在历史文化自然条件等方面有重大区别的非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必定就是多元的。而在现代化过程中，由于具体情境的不同，非西方国家可能倾向于从自身出发来建构一种与西方现代性话语同样有普世价值的概念，所以不仅有英美的现代化和欧洲各国的现代化，也可以有非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若以此观照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我们完全有理由进一步坚定走特色现代化之路的理论自信和道路自信。

　　在回顾挪威的现代化经验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挪威没有本民族的贵族，其国家官员也是“外来的”，挪威的农场主才是民族传统的代表，挪威的大众运动在某种意义上是赞成现代和启蒙的。同样，在几个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中，也存在一些类似的根深蒂固的东西。这些东西解释了这些国家在20世纪中叶所呈现的状况：普遍的福利体系、经济的再分配、相对平等的政治文化，以及对公共机构和法治的高度信任。

　　因此，将“斯堪的纳维亚模式”简单应用到其他历史和社会情境中，也是不现实的。不论是美国的、欧盟的，还是印度的、斯堪的纳维亚的，这些模式都不是随处适用的，而只能置身于历史经验与安排中。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为我们敲响了警钟。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我们已经先后学习过东欧模式、新加坡模式，又经常在讨论英美自由市场模式还是社会市场经济或者是市场社会主义的模式。事实上，我们更应该做的，或许不是对那些其他国家所谓成功模式的纸上谈兵，而是着眼于历史与当下，进一步发掘内生于本民族精神传统、生活方式的可持续的“中国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