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光集团董事长侯成玉介绍，龙江县已经成立了土地确权机构，但还没开展具体的确权工作，预计2015年正式开展。

　　“当时浦发银行发贷款时曾问过我们有没有土地使用权的证明，我们说没有。浦发银行到县里了解，也确实没有机构做确权的事情。今年国家政策推出，各个县都有了土地确权单位，政府牵头给企业确权土地。我们流转了老百姓的土地，凭收据、村里的地块证明等，政府给企业发证，确认对土地的经营权。再拿着这个证去银行，就可以办抵押了。代表所有权的土地证还是归老百姓所有，在老百姓手里。”侯成玉说。

　　目前企业是根据市场价流转土地。市场价是根据粮食价格决定的。例如，去年粮食价格低一些，一亩水田的流转价格是700元。今年粮食价格涨上去了，土地流转价格也涨到800元。合同价格每年浮动。付款方式是通过信用社把钱划给农民的粮补折账户。

　　农田集体耕种的规模效益也非常明显。因为集体化耕种的种子、化肥、机械设备、加工等水平更高，品质也更好，相应的售价也提高。例如农民自己耕种，一亩地产量也就700多公斤，集体化种植则能达到900多公斤。

　　另外，规模化后还能得到很多政策扶植。

　　目前国家对农村土地流转有两种补贴。一种是补贴给土地所有者的，这个补贴企业拿不到，即便流转了土地，补贴还是给农民；还有一种是企业流转的土地达到一定规模，国家会提供粮补、油补和秋翻地补贴，这是谁种地补给谁。

　　在龙江县，农民参与土地流转的积极性也很高。例如一户4口人的农户，每人拥有15亩土地，一户60亩。农民参与土地流转，可以获得两方面收益：一方面是每亩地600元的流转费，一户一年仅此项收入就是3.6万；二是流转完土地后，还可以选择一户安排一个人来农业企业就业，每年（10个月）最低收入3.5万。这两项加起来，一个农户一年就能收入7.1万。如果再加上外出打工等收入，增收更加可观。

　　侯成玉还介绍，城市居民也能参与流转土地、加入合作社。现在实行3+2，即3个农民可以加2个城里人，组建合作社。城里人有了闲钱可以来农村流转农民土地，和农民一起组建合作社，共同盈利。

　　但侯成玉也承认，单靠种植是很难赚钱的。因为种植企业一般没有仓储能力，作物收割上来就必须得马上卖给经销商。粮食价格是经销商说了算，最终种植者只有微利。所以惠光集团才在村里探讨自己成立自己的米业公司，自己加工、销售，摆脱经销商的掌控。也正因为介入了粮食生产的全产业链，惠光集团才能得到银行的农业贷款。

　　在全国其他开展土地流转的地区，土地流转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也不容忽视。

　　赵宜盛是重庆庆业爱农生态农业有限公司股东之一。2007年10月底，他以每亩每年1000斤稻谷的价格，租下了重庆九龙坡区千秋村的4500亩土地，开始了他的“土地整理+产业重组+制度创新”的综合改革试验。七年之后，千秋村项目正陷入一场投资方与村民及地方政府的纠纷之中。

　　在贵州省遵义市郊海龙镇贡米村，五年前，被村民称为“周百万”的山东老板以800元／亩的租金，在贡米村流转了200亩土地种植大葱。由于生葱价格起伏大，高温天运输易腐烂等原因，加上政府曾经承诺的农产品种植财政补贴迟迟没有到位，“周百万”三年内耗完了300万元本金后，回了老家。

　　贵州省遵义市郊海龙镇贡米村副村长反映，外来资本进入农村流转土地，有不少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有的土地流转过来就让它荒着，坐等土地升值；有的提前知道了政府城市规划，先圈地等待政府高价征地；还有的打擦边球，乱搭乱建，进行农业产业化经营是假，变相搞房地产是真。

　　而贡米村村民则介绍，大量村民外出打工，留守的村民不得不将撂荒的土地介绍外地老板来承包。

　　河南农业大学国际教育学院院长张冬平指出，在农村土地流转过程中，土地确权难度大，问题多。例如土地有好、差之分。当时可能就是按照一亩好地相当于三亩差地分给农民的。现在能把一亩好地等同于一亩差地吗？再比如，有的农民土地因为修路造桥被占了，那道路桥梁所占地的经营权又归谁？之前农民分地是比较粗糙地丈量土地，现在确权要按照精确的卫星定位。这当中的误差非常大……问题不一而足。

　　如果土地确权工作进展缓慢，农民手中没有标准化的经营承包证，那么银行发放农村土地流转收益保证贷款的风险就很大。因为用作抵押的土地经营权不能拍卖；银行也不是土地的所有者，土地经营权一次性大规模流转难度较大。那么只能对经营情况好的农业企业发放农业信用贷款。那银行的风险就更大，而且很难做大农业贷款的规模。

　　“用产品做抵押，也就是粮食作为最后还款的保证是行得通的。但有一个问题，粮食最终的售价能否抵得上贷款本息。”张冬平教授说。

　　申银万国在其最近一期研究报告中指出，土地流转制度改革需要促使承包权和经营权分离，形成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经营权流转的格局。鼓励土地资源向规模化经营者集中，农业规模经营与城镇化进程和农村劳动力转移规模相匹配，与农业科技进步和生产手段改进程度相适应，与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提高相适应。同时，要让农民成为土地适度规模经营的积极参与者和真正受益者，对工商企业租赁农户承包地，要有严格的门槛，建立资格审查、项目审核，对准入和监管制度作出明确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