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证券报：如何使农民分享到城镇化的红利，真正得到其土地增值收益中应有的份额？

　　周其仁：分享红利首先要确定权利，对土地确权是做所有事情的基础。在市场经济下，资源的分配首先要看谁有权利参与这个过程。就土地而言，第一，谁的地；第二，谁能转让以及转让时参与价格形成，所有这些都涉及到权利问题。一个公平的、允许各方竞价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分配过程。

　　当然，确权之后法治要跟上，在土地这种重大要素的流转过程中，自由和公正需要法律来保障。如果政府征地、政府又卖地，再加上市场也在政府掌控之下，这种不合理包办机制实际上是害了相关官员。一定要把体制搞对头，否则都是输家。

　　我们主张利用市场的力量来定价，但市场的基础是财产权，所以要先下大力气把相关各方的权利明确下来，然后用法律、习俗、道德等力量来保护。这个架构的形成，自然也是一种分配制度。当然，如果这个分配结果不让人满意，还可以进行二次分配。比如对于土地管理过程中产生的税收，用得好的话就能弥补初次分配中很多不如意的地方。

　　中国证券报：但眼下的问题好像并不在于此？

　　周其仁：是的，我们的问题在于初级分配的权利体系还没建立起来，比如农民到底有没有权利转让他们的土地、在转让过程中如何收益，这些都还是问题。目前的征地制度，不管是不是公益用途都靠征用，补偿水平由政府定，这种模式何尝不是一种分配体制？将来，农地入市除了公益用途如国防等可以征用外，其他商业性项目都应遵循市场准则来，“愿打愿挨”、有买有卖，而这一切都离不开确权。

　　不妨考虑把土地房屋作为地方的、特别是城市的事务，分权制定符合各自实际情况的政策，选用合适的地方性法律法规。尤其在转型中，更有必要加大地方和城市应对的自主权。这些年高度行政化集权的土地管制与房价调控，中央部门出力不少，讨好不多，有值得总结的教训。要明白，对城市化进程中的土地增值，不论“涨价归公”口号多响亮，实际上真正通行的还是“土地涨价可分成”。这一原则，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里已经确定，要有效吸收地方信息、经由地方程序来落实。所以全国性的法律和政策在给出基本准则之后，要充分依靠地方经验、地方法规和地方政策，才有望解决大量复杂的实际问题。

　　中国证券报：注意到您刚才的一个表述是“如果有人不满意”，这里的“人”是指谁？

　　周其仁：这包括相关的参与各方。从资源的确权到市场流转，是否公道不能由参与的某一方来说，必须让相关各方都有机会来反映意见。也正因此，要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保证有这么一个公开、平等的意见平台发声。

　　中国证券报：不包括其他更广泛的人吗，比如城郊或开发地区之外的农民？

　　周其仁：包括。问题是谁代表哪些远地农民啊？刚才说了，初次分配之后还有二次分配来调节利益。只要保证相关税费征收和使用好，实际上就能体现公众利益，包括其他远离城市的农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