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6日，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两会芮观察》，首先关注的是《两会芮观察》的特别报道“十问收入与分配”，今天的“第三问”将聚焦就业，看看去哪里寻找我们的金饭碗。

　　张全收：农民工“司令”的三个“战略转变”

　　一提到农民工就业，人们可能马上就会联想到最近曝光率相当高的几个热词：用工荒、招工难、短工化、涨工资。似乎农民工就业已经完全变成了卖方市场，农民工的待遇在大幅提高，而企业则因为招不到工人或劳动力成本的上涨叫苦不迭，情况果真就是这么简单吗？带着这样的疑问，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的记者和有着农民工司令之称的全国人大代表张全收一起，走进了劳务输入大省广东和劳务输出大省河南进行了一番实地调查。

　　2月22日，记者抵达了全顺公司位于深圳的培训基地，它是深圳最大的劳务派遣公司，当家人就是有着农民工司令之称的全国人大代表张全收。当记者到达基地时，数百名全顺公司的员工正要开赴远在大连的工厂，而张全收则在为他们做最后的上岗培训。

　　从春节过后，张全收几乎就没有休息过一天。来自全国各地的、数以万记的农民工先后涌入这个大院，然后再经过两到三天的培训之后，又马不停蹄地前往他们所要工作的工厂。之所以如此高强度地运转，实在是因为工厂对于工人的渴求已经达到了望眼欲穿的程度。

　　张全收的河南同乡程伟在东莞开了一家小型鞋厂，从年初就一直受到缺工的困扰，在程伟工厂数百平米的加工车间里，只有稀稀拉拉的几个工人。而办公室里，只有程伟一人在办公。

　　程伟(东莞宏威鞋业公司总经理)：行政人员全都帮生产单位干活去了，因为现在人员紧缺，所以说全厂的人能帮上忙的都去帮忙。

　　目前程伟的厂子缺员超过三分之一，他为此专门派了两名员工到长途车站去招工，却一直招不到人。

　　张全收(全国人大代表、深圳全顺人力资源公司董事长)：招不到工的原因是什么？

　　程伟(东莞宏威鞋业公司总经理)：我感觉一个是劳动密集型行业对于员工工资吸引力不是很大，第二个是工作时间长不自由，第三感觉到每天太累，就这样子。

　　尽管张全收也想帮程伟一把，但无奈他已经做出了第一个战略转变--就是只接大单，不接散客。

　　张全收(全国人大代表、深圳全顺人力资源公司董事长)：现在我的客户最少也得上千人以上的，一般都是三千五千的，一百人以下的根本免谈了。

　　除了用工规模，张全收还要求用工企业的保底工资必须要达到每月2300元，这也是一道硬坎。

　　张全收(全国人大代表、深圳全顺人力资源公司董事长)：最高的拿到三千八、三四千都有了，因为加班时间长一点。

　　事实上，对于比例越来越大的八零后、九零后新生代农民工来说，除了工资标准，他们对于行业和工作强度也都有着自己的标准。

　　记者：你们都想从事什么样的工作？

　　农民工甲：像我，电子方面

　　记者：你呢小伙子？

　　农民工乙：电子厂

　　记者：你呢？

　　农民工丙：电子厂。

　　记者：像什么造鞋，这些工厂你们想去吗？

　　农民工丙：感觉有点累，机器有点不安全。

　　张全收逐渐意识到这些已经全面融入现代社会的新生代农民工，和他们的父辈必然有着巨大的差异。而他们在全顺员工中的比例，已经占到了七八成，为此张全收不得不正视他们的需求，实现他自己的第二个战略转变。与此同时，和这种需求转变相伴的还有从东到西、从南到北的产业转移带来的就业目的地的内迁。在全顺位于新郑市工业园的员工宿舍里，我们遇到了来自河南商丘的小韩，他此前一直在深圳打工，今年选择了回乡就业。

　　小韩(新郑市工业园员工)：河南务工在家比较近，万一家里有点事，可以提前回去，在外面，每次回家大概就是到两天到三天才能到家。现在就是两三个钟头就到了。

　　小韩给我们算了一笔账，由于离家近节省了路费、再加上河南的物价水平较低，最后能攒下的钱和他在深圳差不了多少。受此影响，2011年，河南农村劳动力省内转移1268万人，省外输出1190万人，传统的劳务输出大省农民工省内就业首次超过了省外。以张全收的家乡驻马店为例，五年间当地的企业数量整整翻了一番，这甚至已经逼得张全收不得不考虑要把总部迁到河南老家了，这也成为他即将作出的第三个战略转变。

　　刘国庆(全国人大代表、河南驻马店市市长)：前几年，驻马店每年外出务工人员是190万-200万。去年年底，我们统计了一下达到240万。但到省外就业的明显减少，而且减少幅度很大。有147万是驻马店本身安排的。所以还有一部分，90多万到郑州其他省辖市再去一部分，所以实际真正出省的只有几十万。

　　新生代农民工：渴望融入城市生活

　　中华全国总工会2011年发布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在外出打工的1.5亿农民工中，新生代农民工占到60%，大约有1亿人，其中有高中及以上受教育经历的比例为67.2%，高出传统农民工18.2%。新生代农民工的成长经历和生活理想和父辈有很大的不同，超过90%都不愿意再回农村老家，融入城市成为城里人是他们最大的梦想。

　　今年39岁的张金彪是上海宝山区某钢结构建筑公司的一名材料员，他每天的工作就是负责装卸、收发这些钢卷原材料。

　　张金彪(上海宝山区某钢结构建筑公司材料员)：我不能让物流这块乱，就是说我尽量让对方在我所需要的那个钢卷的区域。

　　这间只有五六平米的房间是公司免费提供的，虽然不大，但是一家三口却能够生活在一起。

　　张金彪爱人：卫生间、洗澡间什么都有。

　　对于他们来说，一家三口能一起在上海生活来之不易。2000年张金彪从老家安徽来上海打工，一家人大部分时候都是分隔两地。2011年，工作表现突出的张金彪，被评为了上海市优秀农民工，按照上海市的政策，张金彪一家人的户口将可以直接落户上海。

　　记者：你的规划是什么样的？

　　张金彪(上海宝山区某钢结构建筑公司材料员)：因为在这边有一个比较好的教育环境，规划就是将来孩子在上海这边读书、考大学。

　　张兆安(全国人大代表、民建上海市委副主委)：我们现在全国的农民工有1.5亿，其中80、90后的新生代农民工大概占到60%上，也就是说实际上新生代农民工接近是1个亿。应该创造一些条件，让他们能够共享到这个城市本来的居民一样的。

　　马丁·沃尔夫：就业主要由私营企业创造

　　事实上，就业问题是世界各个国家政府都普遍关注的问题。2009年以来，由于欧美债务危机的影响，欧洲和美国的就业情况也不容乐观。发达国家是如何来促进就业的，为此我们采访了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来看看他的建议。

　　马丁·沃尔夫(英国《金融时报》副主编及首席经济评论员)：毫无疑问，在所有市场经济中，就业主要是由私营企业和私人行业创造。未来创造就业，需要一个开放的市场经济，很容易建立公司、没有过重的监管规则、能够提供信贷。也就是说，我们需要财产权，使得人们有权将资产放在银行作为抵押，并且银行也愿意为新的公司提供资金。当然，也需要市场，需要一个动态的经济，不管是国内还是海外。同时，还需要拥有受过教育、有技能的企业家去抓住新机会。也就是要创造一个广泛的、开放的市场经济体系，只要做到这些，新公司就会不断涌现。

　　芮成钢观察

　　我们看到，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观，和他们的父辈比起来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因此，近年来，在一些地区出现了招工难、用工荒。过去等人上门的企业开始四处挖人，企业主开始抱怨新生代农民工不好侍候，用工荒正在由东部向中西部地区蔓延。这些是否意味着农民工就业不再难了？我想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劳动力的供求关系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用工荒的主要原因在于劳动力素质结构与市场需求间的不匹配，表现为劳动者技能与岗位需求不相适应、企业用工需求与劳动力供给不相匹配。因此，即使在一些出现用工荒的地区，对农民工而言，有份工作和有份可心的工作之间，相差得还是很远。这其中既有个人期望值的因素，也有社会能提供的岗位、就业机会以及培训机会等诸多原因。不久前，国务院批转的《促进就业规划(2011-2015年)》中指出，十二五期间，劳动力供大于求的总量压力持续加大，城镇需就业的劳动力年均2500万人，比十一五时期年均增加100万人，还有相当数量的农业富余劳动力需要转移就业。而另一个更加突出的问题则是就业的结构性矛盾。一方面是农民工用工荒，一方面是大学生就业难。农民工、大学生，这两个就业市场最引人关注的群体，在就业市场上感受到的冷暖，最好地诠释了目前就业的结构性矛盾。究其深层次的根源恐怕还是中国经济结构亟需调整，产业转型升级滞后。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除了强调千方百计扩大就业以外，还提出重点扶持就业容量大的现代服务业、创新型科技企业和小型微型企业，创造更多就业岗位。我们相信，只有解决经济体制深层次的矛盾，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就业难题，更多的人才有望端上金饭碗。

　　财政部记者会：详解收入与分配

　　今天下午，财政部召开记者会，就当前的财政政策和财政工作回答了记者的提问。关于财政的收入与支出，有一个形象的比喻，财政收入是要把蛋糕做大，财政支出就是如何切蛋糕。因此，每年两会期间，财政部的记者会都特别引人关注。

　　章艳(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记者)：这里是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的新闻中心，在今天下午，财政部就当前的财政政策和财政工作举行了记者会。现在我手上拿着的这份就是《关于2011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2012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通常我们知道，预算报告被称为是国家的账本，在这本账本上，我们看到，2011年全国财政收入超过十万亿元，比2010年增长24.8%。其中，中央财政对于“三农”的投入首次超过一万亿元。在2012年，中央财政将会集中财力办好几件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大事。其中，加大对教育的投入是其中的一大亮点。根据初步测算，在2012年全国财政性教育支出将超过两万亿元，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4%以上。

　　谢旭人：将落实新个税法减轻中低收入者负担

　　在今天的记者会上，谢旭人还谈到了结构性减税的问题。去年9月1日开始，国家将个人所得税起征标准由每月2000元提高到3500元，并调整了税率结构，此举降低了中低收入者的税负。统计显示，受此影响我国个人所得税月均减少138亿元，改革实施4个月共减轻居民负担550亿元。谢旭人表示，今年将进一步完善结构性减税政策，减轻企业和居民的负担。

　　谢旭人(财政部部长)：今年，要进一步落实好新的个人所得税法，因为提高个人所得税工薪所得费用扣除标准是从去年9月份开始，大头的实施工作以及减税发生在今年，要积极做好这方面的工作，减轻中低收入者的负担，同时也减轻了个体工商户所得税负担。

　　苗圩：今年规模以上工业增速为11% 抓好产业结构调整

　　温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今年我国GDP的增速为7.5%，这是8年来首次降到8%以下，而作为第一产业的工业，今年将制定怎样的增速目标？工业结构调整的重点又是什么？今天下午，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苗圩就相关问题接受了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记者的采访。

　　苗圩(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针对国民经济增速调整，我们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速也进行了调整，今年比上年增长11%。这一目标与国家总体目标相匹配。

　　苗圩表示，今年工业结构调整首先要抓好工业结构内部调整。

　　苗圩(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要大力发展战略新兴产业，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第二方面要加强自主创新，把科技创新作为第一生产力，要求企业加大研发投入，进一步完善鼓励企业创新的财政税收政策。

　　苗圩表示，今年工业结构调整的第三大重点工作就是节能减排。

　　苗圩(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今年的重点工作是淘汰落后产能，提高对新增产能的准入门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