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年来，他背坏了12个药包，骑坏了6辆摩托车，行程40多万公里，在大山中爬冰卧雪、栉风沐雨，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出诊17余万次，保障了周边28个村庄百姓的健康。

　　他不富裕，却免收出诊费37万余元，还为13户五保户支付药费4.5万余元。

　　他是山西省大宁县徐家垛乡乐堂村乡村医生贺星龙，在缺医少药的吕梁山腹地坚持行医多年，被乡亲们亲切地称为最美乡村“摩托医生”。

　　随叫随到的医生

　　5月的吕梁山，乍暖还寒。《经济日报》记者驱车从山西临汾市进入大宁县，翻过几座大山，才来到徐家垛乡。向路边老人打听贺星龙，老人家说，“呵，是龙娃子呀，乐堂村的赤脚医生，不管白天黑夜，他随叫随到”。

　　在乐堂村贺星龙的诊所等候他时，记者与三五村民聊起贺星龙。村民们说，方圆百十公里没有不认识贺星龙的。就连附近永和县及黄河对岸的陕西省延长县的村民，有个头疼脑热的，只要一个电话，贺星龙就骑着摩托车赶过去了。

　　记者拨打贺星龙的电话，听到“您好，贺星龙医生对各村常见病提供24小时上门服务，不收出诊费”的彩铃声音。村民们说，这是贺星龙在2006年设置的，当时，他还印发了4000多份传单和名片。

　　随着一阵摩托车声响，贺星龙回到诊所，他刚才去徐家垛村给一位老人看病了。眼前的他，戴着一顶盖住了耳朵的帽子，穿着一件褪色的灰色衣服，鼓鼓囊囊的行医包背在肩上，中等个子，脸膛黑红，眼角泛起几道与年龄不相符的皱纹。

　　正准备吃午饭时，贺星龙的电话又响了，他憨憨一笑说：“有个村民发烧咳嗽，我得赶过去。”记者跟随他来到这位患者家中。贺星龙熟练地为患者听诊、开药、输液，并不时安慰两句，患者的情绪渐渐稳定：“龙龙，这回多亏你了。”

　　说起贺星龙，村民们都记得那个故事：2013年腊月的一天，下着鹅毛大雪，索堤村贺润平的孙子发高烧。贺星龙接到电话后，背上行医包，骑着摩托车赶去。不料，雪越下越大，坡陡路滑，贺星龙连人带车一起跌进路边1米多深的沟壕里，右脚受伤。他忍着脚痛，扶起摩托车，艰难地赶到患者家中。第二天，他的脚更肿了，就拄着拐杖，一瘸一拐地出诊。

　　为村民送医送药

　　在距乐堂村十里路的上村，五保户冯对生孤身一人住在村里闲置的学校里。老人双腿残疾，脚踝处皮肤溃烂。贺星龙知道后，便天天到老人家里，照料老人吃喝，给老人看病换药，从不收诊疗费，药费也由他来垫付。

　　“有钱看病，没钱也给看病。这娃从来没有张口要过钱。这不，现在我还拖欠星龙100多元医药费。”索堤村70岁的庞润娥患有高血压，今年年初头晕得厉害，贺星龙给她输了5天液。她家里经济拮据，一时拿不出医药费，只能等卖了核桃再跟贺星龙结算。

　　在贺星龙家，记者发现了7本厚厚的账本，上面记着他多年来给部分低保、无保老人赠送的药物数量，总计价值45689元；还有近4年患者赊欠医药费的账目，有些因为种种原因已成死账，多达57235元。“以前的账我已经全烧了。”贺星龙告诉记者，“村民生了病，总不能因为没钱就不给看吧”。

　　“村里有不少五保户、低保户，给他们看病我都不要钱。去年收成不好，不少人看病就先赊着。”贺星龙说得轻描淡写。

　　其实，贺星龙并不富裕。他每月仅有400元的固定收入补助，以及公共卫生补贴和一针5元的疫苗接种补助，妻子在一家打印店打工，每月工资700元，再加上种地的收入，他家年收入约2万元。

　　那么，是什么支撑着贺星龙留在村里为村民行医16年呢？贺星龙说，“回村给乡亲们看病是我儿时的愿望”。

　　贺星龙12岁那年，最疼爱他的爷爷得了肾病，因无钱医治去世。临终前，老人拉着贺星龙的手说：“娃呀，好好念书，长大学医。”从那时起，贺星龙就有了当医生的念头。

　　1996年，贺星龙考上了太原市卫校，可每年6800元的“巨额”学费让他望而却步。无奈之下，他选择了每年只需3000元学费的运城民办卫校。就这3000元，也是全村人凑齐的。毕业后，大宁县县医院曾想留下贺星龙工作，可他推辞了，执意要返回村里，“是大伙凑钱供我学医，留在城里，良心上就对不起乡亲们”。就这样，贺星龙回到村里，每天早上5点出门，晚上11点多回家，为患者看病。

　　2009年，贺星龙的两个孩子到县城上学，妻子想让他把诊所开到县城，偷偷租下一间门面房。可贺星龙不同意，他放心不下十里八乡的乡亲们。他说：“不是村民离不开我，是我离不开村民。”在他心中，山村病人的事，就是他心中顶天的大事。(经济日报记者 刘存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