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江达海，出海门户。地处长江入海口的上海，拥有得天独厚的发展优势。无论是从经济发展水平、国际化程度看，还是从城市规模和能级考量，上海都是当之无愧的“龙头”。

　　然而，“龙头”是荣耀，也意味着更多的责任。数位上海智库专家在接受《经济日报》采访时表示，多年来上海服务于长江经济带的定位一直没有变，但在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新理念下，上海必须充分把握这一国家战略带来的新契机，跳出“一亩三分地”思维，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大格局中谋篇布局。

　　产业发展更加注重“成色”

　　“东有迪斯尼，西有梦工厂。”在上海徐汇滨江的一片工地上，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由梦工厂、兰桂坊和华人文化产业基金联手打造的东方梦工厂项目正在紧锣密鼓地建设中。建成后，它将与浦东迪斯尼乐园遥相呼应，成为上海文化产业的新一极。

　　更令人期待的是，随着西岸艺术中心、龙当代美术馆等项目的陆续建成开放，徐汇滨江将成为融合文化传媒、创新金融、综合商贸等特色产业的高端现代服务业集聚区，或将改写上海现代服务业的发展版图。

　　在上海社科院生态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常务副所长周冯琦看来，将过去盘踞在江岸的老码头、旧厂房等业态搬出，取而代之的是绿色低碳、高附加值的新产业，不仅实现了公共空间的“还江于民”“还绿于民”，重构了生态廊道，还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可谓多赢之举。

　　长江经济带属于流域经济，加之各城市群处于不同发展阶段，产业同构与无序竞争的现象广泛存在，从根本上影响了长江经济带生态文明建设。为此，上海提出协同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科创中心”目标，通过探索跨行政区、开放式产学研一体化发展机制，整合科技创新资源，鼓励创新要素在长江流域自由流动，使创新真正转化为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的内生动力。

　　“不仅如此，上海还提出深化长江流域园区与产业的合作，大力发展资源集约利用和生态环境友好的产业体系。”上海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党组成员、副主任严军表示，一方面，在总结上海产业园区跨区域合作经验的基础上，积极推动沿江园区合作的常态化；另一方面，加快上海的金融保险、融资租赁、航运服务等现代服务业向长江中上游拓展延伸，深化区域旅游等产业合作，不断提升长江经济带沿线园区和产业发展的能级。

　　周冯琦认为，上海加快推进科创中心建设，必须要有坚实的产业支撑，而在产业选择上，更要立足长远、有取有舍。目前，上海正按照“提升优化一批、梯度转移一批、关停淘汰一批”的思路，优化存量，化解过剩，继而实现产业转型。

　　“只有将生态环保作为开发建设的‘硬杠杠’，节能低碳作为项目引进的‘高门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才能真正成为长江经济带产业发展的主流。这一点上，上海走在了前头，未来仍须继续领跑。”周冯琦说。

　　自贸区探路“双向开放”

　　开放，是上海最大的优势，也是推动长江经济带要素配置效率提升的最有效途径之一。

　　长江历来被认为是一条“黄金水道”，依托这一黄金水道，形成东西互动、协调发展、全方位开放的发展新格局，既可以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由东向西梯度推进，形成新的发展动力，也可以缩小地区发展差距，实现区域经济的平衡发展和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

　　上海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近期的一份调研报告提出，在长江经济带建设中，上海应充分发挥上海自贸试验区的示范和带动作用，着力推进海关监管创新、航运功能拓展、服务平台搭建等工作，推动长江经济带“互通互联”建设，不断深化长江流域改革开放。

　　去年以来，上海围绕现代集疏运综合体系建设目标，全力推进“水陆空”建设，着力完善长江经济带最后一环，与长江流域省市携手提升“江海直达”效率。上海还在“十三五”规划中明确提出，将与沿江省市共建长江经济带，在构建沿江绿色生态廊道的基础上，打造综合立体交通走廊，深化沿江港口协作联动，强化大通关协作机制，加强长江经济带统一市场建设等。

　　与此同时，随着上海自贸试验区改革向纵深推进，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创新举措正在长江经济带流域得到推广与共享。上海在全国率先启动了“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建设，并推动长江经济带流域实现了通关一体化改革全覆盖，形成了安全、高效、便捷的口岸管理体系。据统计，2015年由上海口岸完成的进出口货物总值达6.8万亿元，占全国外贸总额的27.6%。

　　“改革创新正成为更深层次的引领。自贸试验区成立两年多来，在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方面的集聚辐射效应正不断显现。”严军表示，下一步，上海将与长江经济带沿线省市加强联动协作，进一步提升长江流域产业行动水平，不断释放自贸试验区在创新上的实践优势、在要素集聚上的平台优势，以及与国际接轨的发展环境优势。

　　合力探索协同发展新机制

　　从水生态治理到航道开发利用，从产业结构调整到统一市场建设，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仅靠单个城市去推进，既不现实也不会成功。

　　“长江经济带生态文明建设是个大课题，除了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外，还需要建立利益协调共享的合作机制。”周冯琦坦言，唯有形成了“共同体”机制，才能有效发挥出顶层设计的作用。

　　这一观点得到了严军的认同。他认为，要把行政协调机制真正转向利益协调机制，首先要加强长江经济带的规划衔接，着力建立起统筹协调、规划引领、市场运作的新机制。

　　据悉，长江经济带现有的协调机制主要包括长三角联席会议、长江黄金水道推进工作机制、长江经济带城市协调会等。借助上述机制的运行平台，加强与相关部委的联系合作，建立省际合作交流对接，可有效统筹协调长江经济带在规划、政策和发展中的一些重大问题。

　　作为生态及可持续发展专家，周冯琦认为，当务之急是建立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的市场化运作平台。“上海作为水资源受益方，一方面有能力为上游地区提供必要的生态补偿，另一方面对长江水资源也有着更高的质量要求。‘十三五’期间，上海要主动开展长江流域横向生态补偿工作的研究，探索建立生态补偿机制”。

　　“上海还应发挥好自身的技术优势和产业优势，探索推进碳排放权、排污权、水权等交易制度，用市场化机制推进长江经济带生态文明建设。”周冯琦说。

　　严军认为，发挥上海作为金融中心的优势，为区域发展提供绿色金融支持，这是上海独具的优势之一，此举将有利于促进长江经济带统一市场的建立。他建议，应研究设立长江开发银行或长江发展基金的可行性，扩展长江经济带与国外金融市场的联通互动，发挥好上海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功能，夯实长江经济带建设的金融支撑。

　　事实上，生态文明建设从来就不是孤立的问题，尽管长江经济带各段的实际情况千差万别，但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主线没有变。如今，千帆竞发春潮涌，百舸争流正逢时。“龙头”上海已做好准备，将舞出更多精彩与辉煌。（经济日报记者 顾阳 管培利 李治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