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张凤云

　　“你使你的犁和耙，我去走天涯。”从上世纪80年代农民进城务工开始，到去年在城市流动的乡村人口已经达到了将近3亿人。在这一过程中，我国城镇化率也上升到了56.1%。

　　然而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城镇化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也更加复杂：大量流动人口背后的留守儿童、老人和妇女，城镇化背景下的乡村凋敝，还有那些进不了城也回不去乡村的年轻打工者们……但城镇化决不是把城乡的裂隙撕得更大。4月19日，在发改委举行的关于“2016年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重点任务”新闻发布会上，发改委规划司司长徐林就此回答了记者提问。

　　落户不应有地域歧视

　　4月初，发改委推出的第一本年度《国家新型城镇化报告（2015）》显示，2015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56.1%，但是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仅为39.9%，两者之间仍存在着16.2个百分点以上的差距，被统计为城镇人口的2.34亿农民工及随迁家属难以融入城市社会。报告指出，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提高不快，主要是由于“两个积极性”不高，其中之一就是地方政府积极性不高。

　　对此，徐林表示，今年围绕城镇化要开展五个方面的工作，二十个工作重点中，第一个就是扎实有序推进农民工融入城镇。其中很重要的一项就是要拓宽落户通道，特别是要督促各个地区特别是主要城市，即外来人口聚集地区实施更加积极、更加宽松的户口迁移政策。

　　“现在我们了解到，很多城市很多地方放开了落户政策，但只放开了对本地的落户政策，比如广东对本省的农民工进城落户条件放得更宽，但是对外地人，比如四川人、湖南人，放得就不那么宽。从调查情况看，很多地方在农民工落户的政策制定上，这是一个普遍现象，是不合理的。我们在户籍人口落户方面不应该有本地人和外地人的差别。”徐林说。

　　为了激励地方政府，徐林表示将实施财政转移支付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挂钩政策。哪个地方农民市民化工作推进得更快、落户得更多、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务更好，财政转移支付就对这个地方的规模更大。

　　另外他还表示，城市建设用地增加规模与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数量挂钩。财政建设资金，即预算内的投资对城市基础设施的补贴也要和吸纳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数量挂钩。

　　“即便到2020年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45%，按照我们测算，那时候仍然有2亿左右的农业转移人口，他们还是不能得到就业和居住所在地的户口。这部分人的市民化主要体现在基于居住证制度基本公共服务的全覆盖。”徐林表示，设定居住证制度很重要的前提是不能设“前提条件”。

　　要不要落户，是农民的自由

　　《国家新型城镇化报告（2015）》还显示，我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提高不快的另一个原因是农村相关权益保障机制不健全，农民对进城落户存在担忧，真正落户的热情并不高。

　　“把户口落到城市，农村的地和房子怎么办？会不会有一天被收回去？”记者在农村采访时也碰到农民表达了这样的担忧。

　　“我们也发现越来越多的农民工不太愿意再进城落户了。”徐林认为，随着农村各种条件改善的程度越来越好，特别是城乡差距越来越小的情况下，一部分农村人会更不愿意落户到城市。

　　徐林表示，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复杂，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国农民在土地产权上有特殊的权利，包括农村承包地的承包权，农村宅基地的权利。“所以很多农民会自己做出判断，如果觉得他在农村的产权给他带来的好处比进城之后政府赋予他的福利和好处更有吸引力的话，他可能会选择不落户。这是他的自由，没有人会强迫他去落户，因为农民工落户是在自愿的基础上。”

　　对于那些想在城市落户的农民，徐林表示，要建立进城落户农民农村的“三权”维护和自愿有偿退出机制。“三权”维护是指农民农村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这关系到进城之后的权益如何得到有效保护。农民进城落户了，想退出农村宅基地，要不要设计一个自愿有偿退出渠道，也要进行探索。

　　“让这些农民在农村土地的产权的权能，包括宅基地、集体股权收益分配权等等，要让它有一种变现或者自愿有偿退出的机制。”徐林说，“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我相信他们绝大多数人不愿意回去，回去也不愿意种地，肯定更倾向于城市的生活，但是必须要让他在农村的权益能流转或者自愿有偿退出，这样的机制建立起来之后农民可以自己选择，把他在农村的权益变现之后到城市来落户。”

　　城镇化并不是意味着乡村凋敝

　　徐林透露，尽管“十二五”的城乡收入差距有所缩小，但是城市居民和农民居民的收入差距还有2.73倍，这么大的收入差距恰恰是中国城镇化的强有力的动力。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乡村就一定会凋敝？城镇化与乡村发展又是怎样一种关系呢？

　　徐林表示，城镇化特别是城乡一体化最终要通过城市发展带动农村，缩小城乡发展差距，这是城镇化的重要目标。

　　“到城镇化水平达到70%以后，中国大概还会有4亿人口生活在农村地区，所以对农村的发展和农村的建设是不能忽视的一个重点。我们要继续通过城镇化辐射带动新农村建设。”徐林说。

　　针对在城镇化，特别是快速城镇化过程中，青壮年农民进城打工，大量老人、儿童和妇女留守在了乡村，并由此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徐林表示，需要花力气调动更多政策资源去改进。

　　“从政府政策层面，‘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加强对农村留守儿童、留守老人、留守妇女的支持和保护。另一方面，我们正在不断地推进农民工的市民化。市民化的过程就是鼓励进城打工的农民带上子女和家属在城镇一起生活。同时这些家属进城之后能够享受就学、医疗等基本公共服务。”徐林表示，从城市和农村两个方面入手，相信这些问题会得到比较好的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