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自明代崛起到20世纪初衰落，留下丰富的商业资源供后人借鉴，其开创的"东掌制度"尤为世人称道。这里的"东掌制度"实际上就是现代职业经理人制度在中国历史上的最初萌芽。"东掌制度"最初给晋商的商业经营带来了巨大的帮助。

　　后来，此种制度弊端日显，在能力和权力的代际传承中，由于东家下一代多继承财富而无传承相应的能力，使"东掌制度"最终无法维系

　　东家对经理（俗称掌柜）的选用颇费心思，通常“东家起意经营，聘请经理，由介绍人之说项，或自己注意查访，确实认定此人有谋有为、能守能攻，足以担任经理之职责，则以礼招聘，委以全权，专采用人莫疑，疑人莫用之旨”。在这种精细筛选下所产生的经理亦不负东家厚望，“于是以忠义之答报知遇，此理之固然也”。经理一经聘用，便被授之以资金调度权、人事任免权、业务经营权、机构设置权，东家除每年审阅年终报表外，其他事情概不过问，放手任其经营。偶遇年终亏损，只要不是人为的原因，东家亦不责怪，反加勉励。对掌柜来说，他有感于东家的礼贤下士，欲报知遇之恩，一旦择主便忠心耿耿，全心全意发展企业。

　　从以上可以看出两点：第一，东家要有能力选择出一个德才兼备的经理。第二，掌柜能在企业的管理经营中克尽职守、兢兢业业，一方面是服膺于东家的能力，另一方面则是受制于东家的权力。可以这样理解，只有在能力和权力的合力之下，东家才可以放心地以全盘生意托付给经理，经理也才可能以全副身心倾注于生意，双方此时达到共赢。从这个意义上说，在东掌制度的有效运行中，对东家的要求更高。事实亦确是如此。

　　此制度开创之初，东家虽把经营权下放，但其对企业整体的掌控能力并没有削弱，加之东家知人善任，所选总经理大多德才兼备，二者共同创造了晋商企业的辉煌。这一时期的东家和掌柜同心同德，利益共享。而到了后期，东家远离经营，基本不问号事，对企业的控制能力逐步削弱，更重要的是，东家在放权中丧失了对越来越复杂的经营事项进行决断的能力，总号掌柜几乎成了企业唯一的控制人。失去了权力的制衡，他的行为越来越脱离企业的发展目标，以至于到后来，掌柜携款外逃、挥霍无度的现象竟屡见不鲜。东家缘何会丧失管理企业最重要的能力和权力？这种力量的丧失不可能在一朝一夕之内完成，晋商数百年，它应是在企业代际传递的过程中逐步削弱以至最后消失的。东家在传递能力和权力时有何阻滞？其负面效应何在？实质又是什么？

　　晋商企业是前期几代商人披荆斩棘、艰苦努力开创的伟业，然而在把财富的接力棒传给后代的过程中某些关键性的要素却丧失了。

　　1.东家下一代对企业更多的是继承而不是传承，越到后期这种趋势越明显。传承是通过培养子女各方面的素质和经营能力，使之稳步承续事业和财产，它是一种渐进式的承接，而继承仅指子女得到父辈的财富，之前并无有意识培养其商业能力的过程。对企业的发展来说，只有成功的传承才有可能实现企业的永续经营。之前分析到，东家的能力和权力对维系“东掌制度”的运行乃至晋商企业的良性发展至关重要，在“东掌制度”这种模式下，东家把日常经营的大权委托给掌柜，自己及家族专享所有权受益，后代自然缺乏一个商业熏陶的平台，代代延续，使得后代逐步丧失了经营管理的能力，同时也失去了对企业的控制力和对掌柜的约束，东掌制度就失去了制度设计之初的权力制衡。

　　2.东家下一代所继承的是父辈的权力而不是权威，这使其对掌柜和企业的控制力有限。很明显，在东掌制度两权分离的模式下，东家后代仅因继承财产所有权而拥有了控制企业、任免掌柜的权力，并不亲身参与经营，因而并没有相应地树立起在企业中的权威。一方面，权威的缺失对继任东家和原任掌柜的关系造成了一定的影响。我们知道，“东掌制度”的一大特点是，东家们本着“疑人不用、用人不疑”的原则，一旦选用了某位总经理，就很难再换他人。所以，东家后代必定会碰到如何和前辈聘任的掌柜共处的问题。由于权威依附于个人，它具有难以让渡和转换的特征。掌柜“士为知己者死”的思想是一种“私忠”，他在情感上和行为上更多地是忠于某个具体的人，即礼聘他的东家本人。只有后者才在他面前拥有特殊的权威，东家的后人则不具备这种优势，这对继任者继续保持良好的东掌关系提出了挑战。另一方面，笔者认为，东家继承者缺失的权威会自然地转移到掌柜身上，因为他们有企业这个舞台，掌柜于其中逐步树立了权威并越来越容易维系，东家则正好相反。两者关系在权威的此长彼消中变得难以维持，进而影响到东掌关系的平衡，危及到东掌制度的有效运行。

　　3.在代际传递中，东家下一代对继续开拓创新的动力越来越弱，对掌柜的依赖却越来越强，不利于东掌制度的良性运转。有的发展经济学家认为，企业家的创新精神的动力之一就是其“少数派地位”，“少数派地位”是指在社会中所处的非主流地位，而不是指人数上的多少。在传统社会中，这种人因为不能通过社会尊敬的正常渠道达到被社会认同的顶峰，就另辟蹊径通过创业来获得成功和承认。考察晋商企业的发展背景，我们亦可以看到这种少数派地位对开创者的激励。中国历代封建王朝都奉行重农抑商政策，商人被列为四民之末。这种被排斥在主流之外的境遇，反而激发了晋商们巨大的创业精神和激情。据资料记载：“塞上商贾，多宣化、大同、朔平三府人，甘劳瘁，耐风寒……虽锋刀旁舞，人马鼎沸之际，未肯裹足。”其冒险开拓精神可见一斑，它支撑了企业的发展壮大。然而在代代相传的过程中，下一代继续发展企业的动力开始弱化。原因之一在于随着从商人数的增多和企业的发展壮大，晋人社会开始形成了重商的风气，商人的社会地位开始逐步提高，后代也就缺乏了前人因非主流地位而激起的开拓精神。其二，下一代所拥有的物质财富促其安于现状，削弱了追求企业发展的动力。总之，下一代开拓动力的缺乏正是既无身份歧视，又无生活之虞的环境使然。既然东家子孙缺乏动力去进一步发展企业，那么要维持企业现状，他们能做的就是更加依赖掌柜，这使得他们日渐远离经营，对企业的控制力日渐下降，维系正常的东掌关系也日渐困难。

　　4.晋商在传递财富的过程中，产生了一种独特的现象：他们在商不言商，而致力于把子女培养成其他方面的人才，例如跨进仕途。这直接影响了后代的职业选择，使得企业传承缺乏优秀的后备力量。

　　5.在代际传递的过程中，晋商大家族中前辈开创的家规家法对子孙的约束力越来越弱。晋商家族的始祖诸如曹三喜、乔贵发等，大多都是从小商小贩做起，他们备尝早期生活的困苦和创业的艰辛，因而能够克勤克俭，终至富足，曹三喜将卖砂锅的车、磨豆腐的磨供奉起来，年年拜祭，通过这些实物告诫子孙创业之苦，希望后人勤俭持家。乔致庸为让子孙牢记先祖创业的艰辛，他亲拟一副对联挂在内宅门上：“求名求利莫求人，需求己；惜衣惜食非惜财，缘惜福。”

　　这些都反映了家族企业的创始人对后代承续勤俭家风的殷切期盼，然而，不少家族后代日渐背离节俭的传统，养尊处优，奢侈腐化，终至家门衰败。很多商贾之家“无论男妇长幼，率皆黎明方寝，日落才起，即早起亦在午后。举凡家中事务，与外界一切应酬，以及银钱出纳，悉付仆婢掌管而已。惟是饱食终日，处高楼大厦之中，求沃壤膏腴之土，以备终夜呼吸。家之银钱赢绌亦不问焉。所以不数年间，家庭凋落而不能自振，更有一败涂地，反不如贫寒家之景况耳”。这一切都是晋商后人毫无节制毫无约束的反映。

　　东家们整日纸醉金迷，不问号事，掌柜及伙计也就疏于管理，发展到最后，掌柜挥霍浪费中饱私囊，乃至携款潜逃也就不足为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