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岁的美国未婚妈妈莎拉·戈登生下女儿不久，就被剥夺了监护权，原因是她智商低于常人，儿童福利机构判定她当家长不够格。

　　戈登一家坚持不懈地申诉，在唤起多方关注和帮助后，终于在去年春天和小宝宝团聚。这个案子开始让美国人重新审视残疾人权益保护体系中依然存在的偏见。

　　【宝宝得而复失】

　　2012年11月的一个周五，莎拉生下了女儿达娜。孩子一头浅金发，重约2.6公斤，很健康，看上去和其他新生儿没什么不一样。但在别人眼里，她的母亲有点“与众不同”。

　　莎拉当时还在上学，和父母一起住。达娜的生父不想承担责任，早就没了踪影。莎拉虽对他没感情，但想要这个孩子。

　　她孕期中逛遍了沃尔玛超市，买了一系列有“小熊维尼”图案的婴儿用品：袜子、连体衣、婴儿床单、睡袋，只因为那是她从小喜欢的卡通形象。

　　莎拉的意外怀孕对这个低收入家庭来说是个不小的经济负担，但她的父母已经计划好一切：孩子一出生，外婆金会辞去医院护工的工作，在莎拉上学时帮忙照顾孩子。挣钱养家的事交给在垃圾场工作的外公山姆。

　　从进产房第一天起，戈登一家就感受到医院的人对他们“另眼相待”。

　　莎拉不太像其他年轻妈妈：她外表有些不修边幅，说话口齿不清，人多的场合总显得注意力涣散。她的智商只有70左右，根据2013年美国精神病学学会修订的最新版《精神疾病统计诊断手册》（DSM），这属于“精神发育迟滞”，即大众所说的“智障”。莎拉识字，但阅读对她来说向来是个麻烦事。

　　然而“不够聪明”并不妨碍莎拉发挥母性本能。产后第一天，她和其他新手妈妈一样，沉浸在各种对小生命的惊喜中。她会把孩子衣服扒光，仔细观察这个“神奇”的迷你身体。她还担心护士给的奶嘴对孩子来说太大，特意跟护士要了一个更好吮吸的奶嘴。

　　然而，在医护人士眼里，莎拉作为新手妈妈的表现值得担忧：她和孩子单独相处的第一晚就少喂了一次奶，原因是她看不懂带指针的时钟；她抱孩子姿势不安全；有一次孩子在哭，莎拉却兀自走开去看动画片。

　　医院的人向马萨诸塞州儿童与家庭事务部（DCF）上报了他们的担忧。后者派两个人到医院调查。其中一个叫斯科特·亨德森，问了莎拉很多问题：孩子爸爸是谁？今后谁负责照顾孩子？然后，他让莎拉给孩子包襁褓。

　　“我没做好，他就把我推开，开玩笑似地说，‘让我来试试看’，”莎拉回忆说。

　　在报告中，亨德森列举了莎拉一系列“不够格”表现：喂奶后忘记拍嗝；孩子吐奶后没把嘴里清理干净；换尿布时很不自如。这些表现可能出现在任何一个新手妈妈身上，但发生在莎拉身上，结合她的智力状况，州政府的人得出结论：“达娜需要马上转入寄养监护体系，戈登女士可能没有能力满足一个新生儿的基本需求。”

　　达娜被接走了，莎拉和父母黯然回到堆满婴儿用品的家。她说：“我把东西都收起来，塞进柜子里，免得触景伤情。感觉好糟，添了这么多宝宝的东西，结果呢，根本没宝宝。”

　　【残障者脆弱的亲权】

　　莎拉现年23岁，能自己穿戴，会煮意大利面、切黄瓜片、洗衣服、扫描文件、骑自行车。但她无法处理复杂的信息，比如看不太懂药瓶上的服用剂量说明，经常算不清账。据2014年做的一份专业评估，莎拉的行为能力处于“边缘水平”。

　　莎拉厌恶不停地接受各种智力评估，也反感别人基于智商对她做出各种预先评判。她告诉记者，曾有个语文老师建议她不要参加州里统一的中学毕业考试，“我告诉她，‘你对我没有信心，我要证明你是错的。’”

　　莎拉后来通过了语文部分的考试，但数学和科学科目没及格，最终得到了中学肄业证书，而非毕业证书。

　　尽管莎拉对自己在学校遭遇到的歧视忿忿不平，但从历史角度，智障孩子能进公立学校读书已是一大进步。1975年相关法律出台前，任何身体和智力有残障的孩子基本没有机会入读公立学校，他们要么被父母藏在家里，要么被送去那些以体罚学生闻名的“特殊教育”机构。

　　当这些孩子进入性意识开始高涨的青春期，他们的家长还要操心一件事：万一有了孩子怎么办？

　　1927年最高法院法官奥利弗·温德尔·霍尔姆斯做出判决，允许各州政府有权强行给智障者做绝育手术，宣称“三代低能儿就够了。”直至今天，尽管如此公然蔑视智障者人权的言行会成为众矢之的，但仍有智障孩子的父母宁愿通过做手术或药物治疗来断绝孩子繁衍后代的可能。

　　而像莎拉这样，从生下孩子开始，她对孩子的合法监护权就将面临重重质疑和阻击。美国仍有37个州的法律将残障列为剥夺一个人亲权的正当理由。

　　在全国残疾人事务理事会2012年9月发表的一份调查报告《摆动摇篮》中，因自身残障而被剥夺孩子监护权的案例比比皆是，而智障者被剥夺监护权的比例在某些地区甚至高达80％。

　　【谁更有资格当妈？】

　　社会科学领域对于智障者育儿能力的研究极为稀少，直至20世纪80年代，加拿大心理学家莫里斯·费尔德曼开始深入研究这一议题。

　　他发现，研究对象中大部分智障母亲在育儿的基本职责方面确实不达标，如处理尿布疹、清洗奶瓶、按时喂养等，但也有小部分能够做到，方法是把这类简单杂务分解成多个步骤，列成单子，不厌其烦地教导、直至她们熟练为止。

　　费尔德曼甚至还成功地教会她们一些更复杂、抽象的技能，如赞美、拥抱孩子、与孩子交谈等。而在此之前，智障者通常被认为缺乏同情心，无法对人感同身受，很难满足他人情感需求。

　　然而，关于智障母亲是否有能力抚养孩子，费尔德曼也不敢打保票，他会说“这要看具体情况”；对政府儿童福利机构来说，做出评判更是个难题，一旦失误可能导致悲剧。

　　2012年，佛罗里达州一位诊断为“轻度智障”的妈妈因宝宝饿死被判谋杀罪，律师说她看不懂奶粉罐上关于喂养量的说明；同年，一名智商65的妈妈忙着上网，忘了宝宝还在浴缸里，导致孩子淹死。

　　当地法庭认同了DCF将达娜暂时寄养的决定，戈登一家被迫进入复杂的申诉过程，莎拉成了被告。为夺回女儿，她得向政府“证明”自己的能力。

　　诉讼进行中，DCF把达娜托付给一对姓福克斯的中年夫妇寄养。这家人是虔诚的门诺教徒，以俭朴、保守的古代田园式生活方式著称。

　　在社工眼里，这家女主人珍妮·福克斯远比莎拉合适当母亲，她不能生育，但已领养过两个男孩，如今已近成年，家里还寄养着达娜一岁大的同父异母哥哥。

　　珍妮给孩子们亲手做饭、接送他们上下学，管教孩子时轻声细语。

　　她按门诺教派的规矩给达娜打扮：她亲手缝制的长袖及踝连衣裙将孩子包裹得密不透风。莎拉每回和女儿见面时，都会迫不及待地给她换上自己带来的小短裙和小T恤。

　　【为夺回女儿而战】

　　按照州政府最初的安排，寄养是暂时的。在此期间，莎拉每周见两次达娜，一次一小时，定期参加心理治疗、育儿培训课，经审查合格后才能要回女儿。

　　每回探视，都有DCF社工在旁监视，记录下莎拉和女儿的每一次互动。这些记录变成对莎拉不利的证据：换尿布要花15分钟；一度把孩子单独留在尿布台上就走开；孩子哭闹不止时，莎拉也束手无策，社工因此两次中止探视。之后，探视时间被减少为一个月两次，而对莎拉的缺陷记录还在继续：喂孩子饼干，让她呛到；孩子滑下滑梯时没接住她；没拉好孩子手、任由她跑上马路……

　　2013年6月，达娜7个月大时，DCF召开内部会议，把目标立场从“促进母女团聚”改为“终止亲权”，认为达娜由福克斯领养更好。

　　这个决定触怒了戈登一家。

　　2014年春，莎拉向美国司法部正式投诉了DCF。这一举动得到很多人建议和支持，最大的帮助也许来自61岁的凯利·巴克兰。

　　1970年，时年16岁的巴克兰因一次交通事故四肢瘫痪。当时正值美国开始兴起为残疾人争取自主权、创造无障碍环境的“独立生活运动”。

　　巴克兰赴全美各地考察过程中，经常听说关于残疾人被剥夺对孩子监护权的投诉。当他抵达华盛顿赴任独立生活运动全国委员会执行总监时，干的第一件事就是敦促全国残疾人事务理事会调研残疾人被剥夺抚养权的情况、进而发布划时代的《摆动摇篮》报告。

　　负责这项工作的是理事会律师罗宾·鲍威尔，正是她从社工那里听说了莎拉的故事，把它通报给司法部的朋友。

　　莎拉的决心也起了关键作用。在社工帮助下，她不停给有影响力的大人物发送电子邮件，信中个人化的讲述很打动人：“他们把达娜从我身边偷走了，我希望我的女儿和父母和我一起生活，我有权抚养自己的女儿……我没做什么错事，我从没伤害过她，我想要她平平安安。”

　　这些求助信上达马萨诸塞州州长，最终引来司法部和卫生与公众服务部的介入调查。

　　2014年11月，相关各方开会重审，莎拉痛陈“我究竟犯了什么错，非要把我的孩子夺走？”她的质问让现场顿时鸦雀无声。

　　2015年1月，两个联邦部门联合发函，指责马萨诸塞州DCF在莎拉一案中严重违反了《美国残疾人法》精神。

　　2015年3月9日，在马萨诸塞州格林菲尔德的法庭外，达娜和莎拉母女团聚。监护权判给了莎拉的母亲金。

　　达娜快满3岁时，《纽约杂志》记者造访了戈登家，问起莎拉：“当个好母亲得要什么条件？”莎拉想了一下，答道：“勇气。耐心。还有别弄死你的孩子。不是啦，这句是开玩笑。”（沈敏）（新华社专特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