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0日上午，作为对我国慈善事业做出重要贡献的一个群体，工商联界别的委员们对《慈善法（草案）》进行了字斟句酌的讨论。

　　《慈善法（草案）》提请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审议，并将于16日在全国人大闭幕大会上进行表决。而作为中国慈善事业建设的第一部基础性和综合性的法律，从2005年民政部对慈善法立项至今，已经历时十年有余。

　　从娃娃抓起建立慈善记录

　　磨长英委员说，纵观其他国家的经验，做慈善不光是企业的事情，只要有爱心谁都可以做慈善，做善事的观念需要从娃娃抓起，而草案里这样的观点没有充分体现。

　　“发展慈善事业，我们还在学习阶段，这是有一定的科技含量和能力要求，建议增加一条条文或者在落实细则中明确‘加强慈善专业培训’。通过一些交流、分析、学习，来提升我们对慈善的认知。”全国政协委员王玉锁说。

　　李占通委员说，高等院校如何培养慈善的专业人才，需要提上日程。他观察，目前许多善举善款，因为缺乏专业管理，最后没有发挥好作用，这暴露出我们的慈善管理还跟不上，缺乏专业的人才。

　　赵晓勇委员说，有些时候募捐款项并没有用到慈善上面，他建议在确立中华慈善日的同时，能否增加慈善年度大事记，一段时间以后就反应出社会的进步程度。

　　就建立慈善大事记，全国政协委员何帮喜也认为，慈善的理念应该从娃娃抓起，而且应该将慈善与国家诚信系统记录在一起，若干年后，能清楚看到做了哪些好事，给社会做了哪些贡献。他认为，可以适当采用定向捐赠，即针对某事情、人、群体和组织的捐赠，在这一过程中，政府采取备案制。

　　黄红云委员说，对于目前出现的捐赠人承诺了捐款、善款不到位的情况，由于受捐人起诉程序麻烦、周期过长，建议通过诚信体系和媒体等方面进行曝光，纳入不诚信记录。

　　创新机制体制放大慈善价值

　　“慈善法的修订非常好，慈善是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如何让这样的文化发扬光大，很有意义，这让我联想到慈善信托。”孙荫环委员说，各级工商联组织是否可以发挥慈善信托的作用，更加有效、有序地开展慈善活动，同时关于捐助的整个运营机制，通过信托也可以集合所有参与的过程，甚至发展托管等内容。工商联、商会组织有必要在这种机制上，就如何与慈善更紧密有效地结合进行探索，进而放大慈善活动的价值和意义。

　　卢志强委员说，民营企业是慈善的主要力量，慈善法提到人大审议也是对民营经济社会地位的认可，希望各界在推动慈善发展有好的机制，希望通过慈善法的颁布，提升整个社会的正气。他认为，慈善法能否发挥好效果，除了法律本身的完善，更重要的是落实细则，尤其是在税收方面，如何更有力地激发社会各阶层投身慈善，这是需要思考的。

　　不少委员提到了股权捐赠，卢志强认为，应该把规范性的政策指导制定好，建议参照国际规范，如果将股权变现的捐赠方式太折腾，势必影响积极性。全国政协委员谢伯阳认为，草案中只是说可以依法免征相关行政事业性费，建议也免征一些税。

　　就慈善组织为实现保值增值可以进行投资，黎昌晋委员说，鉴于有可能出现投资亏损，应确保捐赠人捐赠目的的实现。善款的使用除了执行会计制度和会计核算、接受政府监督，应该接受社会监督，并向社会公布。而对于私分、侵占慈善款项，这无异于贪污挪用，有必要在民政部门限期改正、吊销证书的基础上，加上刑事责任的惩罚。

　　“慈善组织作为慈善的中介机构，要有能力将收到的善款用到需要行善的地方，如果慈善捐款还可以再投资，管理上会很混乱。”孙晓华委员认为，用善款去投资会出现大问题。

　　慈善管理成本过高审计不可糊里糊涂

　　陈经纬委员提出，草案对慈善组织设立后的行为做了明确规范，但是对慈善组织的设立条件比较宽松。他建议，一方面，成立慈善组织应该事前严格限制条件、严格审核控制，防止给慈善事业带来负面的影响。另一方面，慈善组织在善款中提取管理费，应该有明确限额的规定。

　　傅军委员建议，设立慈善款审计机构，三年或者五年审计一次，专款专用。江南委员认为，慈善要有针对性，才能起到效果，要防止捐助中钱不到位或挪用的情况。杨铿委员认为，慈善机构的运营非常关键，有没有专项管理机制、审计机制，不能糊里糊涂。

　　“善款每年怎么审计，经费如何使用，有没有用在刀刃上，资金项目是否公开透明，这都是很重要的问题，要给慈善捐赠者一个交代。”王伟委员同样认为，在慈善法中应写明对慈善资金的审计。

　　潘刚委员建议，一方面得到捐助的慈善机构应定期向捐助人通报资金使用状况，使慈善资金的使用公开、透明。另一方面要严厉打击虚假捐助。李卫华委员认为，对慈善进行监管，草案里监管只是针对慈善机构，而不没有针对慈善项目，应该对项目也进行监管。“需要有机构群体讨论是否帮扶，不能个人决定。”

　　对于草案中第六十条“慈善机构年度管理成本不得超过当年总支出的15%”和第一百零一条“对有关组织可以处1万以上10万以下罚款”这两条，委员们纷纷提出了质疑，认为15%的规定太高，违法成本太低。

　　陈志列、王玉锁、杨铿、王伟、王乃静强烈反映，如果条件不成熟，建议暂不颁布慈善法，否则有可能成为第二部《劳动合同法》，会带来很多副作用，给一些不法分子钻法律的空子。委员们讨论中举例假设：法律颁布后，某人马上成立一个基金会，向社会募集1亿元，然后在一年内花掉1500万作为管理成本，剩下的8500万就可以去买股票或进行其他投资活动。出现这种情况，法律也只能给予最多10万元的处罚。一方面说明法律存在漏洞，另一方面也说明违法成本太低，这会带来严重的后果。

　　自然人募捐问题不可模棱两可

　　“政府在重大灾害时，常常指定只能向红十字会、慈善总会捐赠，应该规定‘政府不得指定特定慈善机构捐助’，这有利于更好地开展慈善。”谢伯阳委员认为，目前所接受的善款，需要纳入当地财政，这种情况是否合理值得商榷，他建议，慈善法应该清晰规定政府的职责在哪里。

　　冯川建委员提出疑议，在慈善组织注册登记后，是否有必要对其慈善活动进行地理限制。此外，自然人法人开展募捐活动，常是随性而起，而按照新法，个人还要注册，他对这一点也存在疑问。

　　对草案中有关自然人募捐的事宜，郝远委员也提出了质疑，他建议，应该把法的范围缩小，作为慈善组织法，不要管老百姓，因为情况较为复杂。否则必须回答公民小范围募捐的问题，不能模糊过去。“不是理解是合法的就能做，理解不合法就不做，应该明确支持或限制。毕竟慈善法有弘扬慈善文化的要义，应该进一步明确导向性。”

　　南存辉委员认为，应该降低慈善组织的设立门槛，轻注册、重管理。就草案中规定不允许个人在网络上直接开展公共募捐，他认为，在“互联网+慈善”发展的早期，法律规定不宜过紧过细，建议明确区分公益慈善、个人求助两种行为，分别予以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