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下行时期，财政作为宏观调控的工具之一，还必须加力增效，以为经济复苏夯实基础。积极财政政策的标准操作不外乎三招，一曰增加支出，二曰减少税收，三曰增发债务。但就减税而言，财政部门可腾挪的空间极小。近年来，我国以税收计算的小口径宏观税负仅为20%左右，无论是与发达经济体27.7%的平均水平相比，还是与发展中经济体的22.7%的平均水平相比，这个数字都不高。

　　在我国，税收仅仅是政府收入的一个组成部分，除税收之外，还有非税收入、政府性基金收入、国有资本经营收入等。广义而言，还包括社保缴费所形成的收入。据统计，49%的政府收入都是在税收之外形成的。

　　收费显然是可减的内容之一。我国现行收费的种类极其庞杂，十分具备清理整顿的必要性。一是行政事业性收费。二是各类中介组织收费。这类收费主要集中在与各类行政审批有关的查验、评估、报告等方面，是当前收费清理工作的重点和顽疾所在。三是与各类职业资格取得有关的培训与考试考务费、职业技能鉴定考试考务费。四是政府负有管理责任的、带有自然垄断性质的经营性收费。除了类别复杂，收费还面临着三重“管理之痛”。一是与行政权力密切粘连。二是定价机制不完善、不科学。三是管理机制陈旧落后。继续推进清理收费改革、切实为社会减负仍然空间巨大。

　　政府性基金是可减的内容之二。在近年财政收支双双走高、地方政府债务负担沉重的背景下，历年政府性基金均有大额结余，且在现行管理制度下，财政部门不能对其进行统筹安排。资料显示，2014年纳入政府性基金预算进行管理的各类基金共有45项，类别复杂，性质迥异，令人眼花缭乱。政府性基金的管理也存在明显的体制性问题。一是收取的法理依据不足。二是收取的标准不清楚，调整机制缺失。三是政府性基金使用管理信息透明度不高。今年以来，财政部门已加快了对政府性基金的管理改革，将11项基金调入了一般公共预算进行统筹。但余下继续改革的空间，仍然十分巨大。

　　社会保障费是可减的内容之三。目前，我国“五险”的缴费比例，企业为29.8%，个人为11%左右，合计超过个人工资的40%。根据清华大学白重恩教授的测算，中国五项社会保险法定缴费之和相当于工资水平的40%，有的地区甚至达到50%；我国的社保缴费率在全球181个国家中排名第一。十八届五中全会已决定，十三五期间要实现全民参保，并适度调低社保缴费率。

　　总之，值此经济下行、财政减收之时，全面规范收费、政府性基金管理已出现难得的“时间窗口”。财政部门应当利用好这个契机，一方面砍掉或降低部分收费项目、政府性基金，推动社保降费，另一方面努力将那些一直在体外循环的资金毛细血管收齐归拢，纳入统筹管理。深入推进收费、政府性基金管理的体制机制改革，将现代财政管理的基本规则覆盖上去，在收、支、用、管之间形成合理制衡。如此，短期内可以“减负”来支持企业渡过经济下行的难关，长期内则可规范政府收入秩序，切实加强财政资金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