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霾围城之下，作为清洁可再生的生物质能源成为关注热点。业内期望生物质能源在消除城市雾霾，改进城乡能源结构，甚至维护国家能源安全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然而，《经济参考报》记者近日调查发现，因为缺乏缺少技术标准与产业标准体系，生物质能源产业化程度和产业规模弱于其他可再生能源，而且市场乱象频出，一些发电项目借生物质能源的名头，一边拿着国家的电价补贴，一边偷偷烧着煤炭，影响行业健康发展。

　　标准缺失导致鱼龙混杂

　　武汉光谷蓝焰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熊建告诉记者，生物质能源虽然被国家列为清洁的可再生能源，但是因为行业鱼龙混杂，一些生物质燃料并没有达到清洁能源的标准，并不环保，最终导致行业都受牵连。

　　“生物质能源到现在还没有标准化，好端端一个利国利民的产业就这样发展得乌烟瘴气。”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广州能源所研究员陈勇提起生物质能源的发展现状感到十分痛惜。

　　“我国是农业大国，生物质资源极其丰富、数量巨大。如果发展得好，在农村，可以避免秸秆露天燃烧；在城镇，可以替代燃煤。既可以增加农民收入，又可以保护环境，一举多得。”陈勇说，“生物质能源和风能、太阳能都是我国大力发展的三大可再生能源。然而，十多年来，风能和太阳能都发展得有声有色，唯独生物质能源完不成‘十二五’目标已基本成定局。”

　　“以生物质压块燃料为例，压块之后焚烧需要投入较高的配套成本才能达到洁净能源的效果，然而一些企业揣着明白装糊涂，一边拿着清洁能源的补贴一边偷工减料污染环境。”熊建表示，“之前国家出补助政策，生物质成型燃料每吨秸秆补助140元，行业内一些企业收秸秆拿补贴，但实际生产的生物质燃料达不到环保要求，对生物质能源的技术和产业进程没有起到正面的作用。”

　　广东省环保厅2014年在督办检查中发现，由于缺乏强制性生物质成型燃料质量标准、污染治理技术指引和专门的生物质成型燃料锅炉排放标准，各地出现了燃料质量参差不齐、锅炉改造不规范等问题，表示不鼓励推广应用生物质成型燃料。

　　因为日益边缘化，生物质成型燃料甚至在北京等地被列为高污染燃料。生物质能源行业人士告诉记者：“生物质燃料的排放本来完全可以达到甚至优于清洁的天然气锅炉，但因为不合理使用和锅炉配套监管不到位，燃料本身受到牵连，影响行业名声。”

　　富德集团分管能源副总裁岳国告诉记者，相对于其他能源产业，生物质能源的行业门槛相对较低，小公司、作坊式也能生产，使用排放不达标的小锅炉、掺烧其他不合格燃料等现象时有发生。

　　在湖北安陆，安能（安陆）生物质热电有限公司排放的烟囱黑烟以及原料堆放不当产生的异味，引起周边多个小区居民的长期抗议，被称为“批着环保外衣的污染企业”。

　　陈勇等专家表示，生物质能源的利用涉及多个传统产业行业，工艺路线不尽相同，设备水平也是参差不齐，整个行业相关标准规范严重缺乏，影响了行业健康发展。

　　弄虚作假套取国家补贴

　　“本来国家在大力关闭小电厂，现在一些小电厂借生物质能源的名声又冒头了，检查的时候，库房堆满了秸秆，可实际它哪儿来那么多秸秆？”一位业内人士介绍，掺烧煤炭是一些生物质直燃电厂业内公开的秘密，白天烧秸秆，晚上偷烧煤，目的是套取国家电价补贴。

　　为了推进生物质成型燃料发展，2008年，财政部印发《秸秆能源化利用补助资金管理暂行办法》。这一政策实施之后，我国生物质成型燃料产量由2007年的不到100万吨增至2012年的550万吨。

　　然而，在此过程中，经营不规范的小规模企业过多，以假发票、做假账及虚假销售等手段骗取国家财政补贴的行为屡见不鲜。因而，2013年，财政部暂停了秸秆能源化利用补贴政策。

　　“有补贴的时候，行业内来开会的有几百人。补贴一停，最后就只剩下几十人了。一些企业唯利是图，出什么政策干什么事情，只是为了补助而已。有的拿了补贴，干都不干就跑了。”身兼中国农村能源行业协会副会长的熊建说。

　　岳国说：“生物质能项目一度是‘先补贴后建设’，至于拿到补贴之后，干了没有，干成了什么样，缺乏监督监管，因而一些人看有补贴，大家就一哄而上，没有利益了，就一哄而散。”

　　这一现象在生物质能源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理事长、中科院广州能源研究所研究员马隆龙看来并不意外。生物质发电的概念很好，但扣除财税补贴、土地优惠、电价政策外，能够真正实现盈利的企业寥寥无几。生物燃气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国家的政策支持和补助。与常规能源相比，生物燃气转化、处理成本较高，并不具备投资上的效益，如果不能够实现商品化，必然会因为国家政策的转移而衰退。

　　有业内人士向记者透露，一些所谓的秸秆发电项目基本上都是购买木材、建材废料等充当原料，每年只是象征性收一下秸秆。有的甚至直接用煤炭发电，套取国家对秸秆发电的补贴。“不这么干，很难存活。”

　　根据湖北省能源局统计，农林生物质原料价格从初期的200元／吨已上涨到目前的300到350元／吨，若制成生物质成型燃料，市场价格目前约为900元／吨左右，远高于煤炭价格，且单位重量的生物质燃料燃值也比煤炭要低许多。

　　华中科技大学能源与动力学院教授陈汉平告诉记者，稻草麦草体积大、热值低，跟竹子等林业材料比，产值要低很多。企业从经济账来算，更宁愿用林业材料。陈汉平认为，虽然这与政府期待多消耗农作物秸秆的愿望之间有差距，但毕竟仍然属于农林生物质的范畴。与之相比，更恶劣的是掺煤造假。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一些生物质燃料来源不明，有些成型燃料掺杂了一些废旧家具、建筑模板、垃圾等，并非纯的农林剩余物。一些生物质发电企业，竟然干起了“白天烧秸秆、晚上偷烧煤”的勾当。

　　“有些企业在锅炉房里堆着生物质燃料，实际上是在烧煤，生物质能源只是企业的挡箭牌。”中国农村能源行业协会的一位专家说。

　　两头挤压成本居高不下

　　成本高是生物质能源发展困难的一个重要原因：一方面，原材料分散在广大农村，收集储运费用贵，人力成本上涨，导致成本居高不下；另一方面，如果用来发电，与火电比，即便有补助，也只能挣扎在盈亏平衡线上。

　　岳国告诉记者，发电厂需要很大规模才能降低单位成本，才有价格竞争力，但是生物质能源是分布式能源，集中的成本巨大，有可能陷入越生产越亏损的局面。

　　因为两头挤压，不少生物质能源企业放弃了这一方向。“十二五”期间，我国大力鼓励清洁能源的使用，风能、太阳能新增装机均有不同程度的增长，但生物质发电新增装机容量却不断走低。

　　2014年，国电集团旗下港股上市公司龙源电力发布公告称，鉴于旗下生物质发电项目亏损严重，公司决定“十二五”期间不再发展生物质发电。作价一元转让其所持国电聊城生物质发电有限公司52％权益，另两个项目也择机转让。

　　收储价格过低，也导致农民、收储站对卖秸秆缺乏积极性。荆门市秸得宝有限公司总经理刘昌林指着满院子堆积如山的秸秆告诉记者：“农民送满满一手扶拖拉机秸秆过来，也就只能卖200块钱，农忙时间又紧，农村青年劳力又紧张，大家也就不稀罕这个。但是价格再高，我也给不起，用电还是工业电价，交通又享受不了绿色通道，卖给下游企业也给不了高价。”

　　在市场方面，生物质资源的季节性、分散性与生物质能利用的连续性、集中性的矛盾突出。在煤炭价格优势明显的挤压之下，市场接受度低。

　　湖北省能源局副局长董宏彬说，湖北建成并运行的生物质成型燃料锅炉20余个，热负荷约500蒸吨/小时，仅占全省锅炉总量的1%，其中重要原因是生物质成型燃料锅炉供热价格为280元/蒸吨，尽管比天然气锅炉低，但是比煤炭锅炉190元/蒸吨高。在企业趋利下，没有政策倾斜，难以竞争过低廉的煤炭锅炉。

　　依靠科技力促市场化发展

　　受访人士认为，虽然国内各项政策为生物质能产业的发展给予了一定的财政补贴，但这并无法有效提高生物质能产业的盈利能力，改善其生存状态。生物质能产业的长远、健康发展，仍需要从内部入手，依靠科技进步和市场化发展，解决关键问题。

　　河南农业大学副校长、农业部可再生能源新材料与装备重点实验室主任张全国认为，生物质能源通过技术上的创新，生产成本完全是可以控制。生物质的原料比较蓬松和分散，但一吨生物质成型燃料的热值与一吨原煤的热值差别不是很大，成型燃料的热值还要高于褐煤。问题在生物质原料多了一道收储运的工序，这是许多企业感到成本难以控制的地方。

　　我国生物质原料数量虽然巨大，但来源较为分散，与西方农场化耕作模式有较大差别，我国需要建立一套科学合理的收集体系。生物质燃料的原料主要是农林业废弃物，存在着季节性强，收集运输困难的问题。农业生产分布在面积广阔的农田上，农作物收割后秸秆广泛的分布在农村地区，且秸秆体积大，不便于运输；树枝等林业废弃物绝大部分分布在山区，交通不便，收集工作量大。因此，建立科学稳定收、储、运体系是保证生物质直燃电厂稳步发展、安全供应的物质基础。

　　熊建认为，生物质能源不能过度集中，要打“游击战”，可以给农民发放机具，可以同时完成粮食收割和秸秆回收两道作业。在农村，生物质能源可以采取就近收集、就近使用、辐射周边的分散模式。

　　在武汉光谷蓝焰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的鄂州项目部，记者了解到，村民把秸秆送到公司就可以换燃气，一吨秸秆可以换150方气，能满足普通人家4个月的能源供应。目前这个项目已辐射周边5300多用户。

　　在科研院所，还有很多秸秆转化利用新技术正走出实验室，进入市场。华中科技大学机械学院教授肖波将秸秆制成“微米燃料”，利用粉尘爆炸的原理，将秸秆处理成微米级的粉末，放进燃烧装置中能达到1400多度的高温，相当于石化能源燃烧的温度，从而解决了秸秆作为燃料的低效率问题，可大大拓宽秸秆工业化利用范围。

　　陈勇认为，市场化才是生物质能源的春天。生物质能源的发展必须依靠科技进步，提高附加值，这样每一个环节才能更多分享利润。同时，企业要整合各项技术，改变科研人员各自为战的现状，让技术走向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