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弓

　　前不久，笔者有幸作为嘉宾，观摩了“宁波市新闻发言人大比武决赛”的全场角逐，感触良多。

　　这次“大比武”，11个县（市）区和12家市级部门共86位领导干部参赛，有7支代表队进入决赛。决赛代表队的选题，都有点难度：如余姚的“防御特大暴雨及网络传言引发群众围堵市政府有关情况新闻发布”，北仑的“因房屋司法强拆引发的群体性事件新闻发布”，鄞州的“生活垃圾焚烧项目建设引发群体性事件新闻发布”，市安监局的“危化品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理专项行动开展情况新闻发布”，市交通委的“城市客运出租汽车情况新闻发布”，市商务委的“宁波外贸形势及促进稳增长新闻发布”，市公安局的“高塘社区两起命案以及一系列盗窃案相关情况新闻发布”。

　　这些选题虽属虚拟，但与实际工作密切相关。有些是当地或所在系统发生过类似突发事件，但处理得不甚理想；有些是公众比较关注但有关部门没有作出系统完整解释。就是说，要对有些“刁钻”的问题，作出令人满意的“新闻发布”，决非易事。

　　进入决赛的代表队，显然经过精心准备，但来自省、市及香港媒体的记者，和由中央、省市媒体及大专院校专家组成的评委，也是“来者不善”。余姚代表队出场的常务副市长（职务虚拟）等4人有点衣冠不正，我想可能会受到评委的挑剔，不料却受到来自省级媒体的一位评委的表扬：“着装与发布会主题很搭，就像开完会马上要去抗洪现场一样。”另一评委肯定了某代表队回答关于事故处理的问题时“滴水不漏”，但又指出发言人的情态与发布内容不协调，没有表现出沉痛的心情，也未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向家属表示慰问。中央电视台特约评论员杨禹更是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建议。如关于垃圾焚烧项目建设问题，他认为既要讲重要性，也要讲能力；既要讲公众爱听的话，也要讲公众不爱听的话，依法依规讲清道理……担任过市政府新闻发言人的陈先生认为，这场决赛不仅是对参赛代表队的一次高质量的培训，也是一堂有益的公共课。因为台下坐着的，还有百余名各地各部门的“新闻发言人”。

　　中国的新闻发言人制度，最早始于1983年，不过那时主要是由外交部实施。新闻发布真正热起来始于发生“非典”的2003年。当时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卫生部连续举办了67次新闻发布会。经过此后十几年的发展，新闻发言人制度已经成了政府管理和服务的必要方式，在政府与公众沟通中体现出实际价值。特别是面对各种突发事件，不少地方政府的新闻发言人，迅速作出反应，为媒体提供权威性信息，满足公众知情权，有效引导社会舆论，促进事态正常发展。

　　但是，也有一些时候一些地方，因为缺乏经验等，公众强烈需要真实信息时，新闻发言人却不敢发布或不会发布，结果不仅没有将事态引向正确方向，反而引发更激烈的群体冲突，给全局工作及政府与公众的关系带来了负面影响。正是从这样一种现实出发，近年来，全国各地加强了对新闻发言人的培训。2014年以来，宁波市新闻发言人的培训，已经实施了去清华大学、国家政治学院、复旦大学等高等学府举办高级研修班，在“聚光灯”前让发言人全方位感知要领等活动，以及这次历时半年多的“比武”。这些努力值得称道。

　　当下，我们正面临信息高度丰富、传播极其迅速、公众知情权意识逐渐增强、社会矛盾多变多发的现实，加强新闻发言人队伍建设，可以说刻不容缓。我们期待这项工作能更有效地推进———培训手段从重“课堂教育”向重实际历练发展，培训内容从注重技巧研习向注重理念转变，培训对象从政府机关向企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拓展———使我们的新闻发言人在推进社会进步方面，发挥出更大的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