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唐烨

　　“中国金融体系风险的防范和对策，关键在于深度的改革和多层次多种类市场体系的建立，其中包括了人民币进入SDR后的进一步国际化，利率市场化后金融机构建立更完善的风控体系、信托产品的二级市场、地方政府和企业的中长期债券市场等等。”上海高级金融学院教授、中国金融研究院副院长钱军认为，通过减少政府干预，鼓励民企和民间资本投入市场，核心就是要赋予市场真正的权力。

　　他说，从近20年来全球所爆发的金融风险来看，危机的形成存在共通性，即整个经济体中信贷增长过速，总量过度，随之催生了包括楼市、股市等投资板块的泡沫；同时，企业、政府和家庭的负债率过高。信贷风险和资产泡沫累积到一定程度时引发泡沫破灭，导致连锁反应，从而引发整个金融体系和经济体的危机。

　　钱军从信贷、投资等多方面分析后，认为“中国的金融风险目前仍然总体可控”。

　　从信贷方面看，在中国的信贷规模中首当其冲的是银行体系。2011年至2014年，每年新增本外币贷款总额占GDP的16%至19%，而当下整个银行体系的不良贷款率是1.5%，是近年来最高水平； 而一些中小银行的坏账率更高。回顾历史，中国的银行体系1999年至2004年坏账率急剧上升，总不良贷款额达到GDP的22%之后，通过成立四大国有资产管理公司把坏账剥离清除；同时，四大国有银行经过重大改革，包括在海内外上市，经营效率和风控能力大幅提高。钱军认为，这说明，即使接下来银行体系的坏账率大幅上行，中国也具备了应对银行坏账风险的经验和对策。

　　转向投资方面，中国近10年来发展最快、对GDP贡献最大的产业是房地产行业。钱军认为，中国房地产市场仍然存在局部的泡沫，但是目前来看总体风险可控。“2014年的数据清楚地表明，房地产泡沫已经不再继续膨胀； 房价还在直线上行的地区几乎不复存在； 目前房地产市场复苏和有增长的大部分地区是由真实需求拉动的。”

　　关于备受关注的地方政府债，其总体风险依旧还是可控的。“因为中央政府的财政状况非常好。如果将地方政府债与中央政府债加在一起，其占GDP的比重是55%至60%，这在全球各大经济体中还是很低的，中央政府的征税能力也很强，所以由中央政府来置换部分地方政府的坏债是一个有效消除风险的方法。”但是，钱军认为，地方财政的改革（赋予地方政府更多财税收入），地方政府债券市场的发展，以及地方政府预算、收支的透明度和监管力度的提高，都是从根本上改变地方政府所存在问题的方法，应该立刻推行。

　　最后，中国资本项目和汇率风险是完全可控的。首先，今年央行对人民币的定价制度又做了改革，目前的定价机制更市场化了，所以目前人民币兑其他各主要货币的汇率更趋向市场均衡水平。中国仍然拥有世界第一的3.6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这些储备的一半足以抵挡和防范短期内可能发生的资本项下外汇流失的风险。其次，全球金融危机以后，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经济体都已经建立了应对资本项目短期内双向流动和波动所带来的风险的各种控制手段。他认为，中国在完成了人民币进入SDR这一里程碑事件后，应该进一步放开资本项目，尤其是扩大和增加类似沪港通的双向流通渠道，同时鼓励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的双向流动，让庞大的境外人民币在风险可控的条件下进入包括上海自贸区在内的投资平台，进一步促进人民币的国际化，让人民币逐渐成为真正的投资和储备货币。这不仅对中国，而且对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都有极大利好。

　　钱军认为，中国金融体系风险完全可控，而加强市场建设和赋予市场权力会是下一步金融市场改革的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