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里米·里夫金长期任职美国经济趋势基金会主席，他在《第三次工业革命》、《零边际成本社会》等著作中开创性地论述了极致生产力、协同共享、生物圈生活方式等全新的概念。最新引进的《同理心文明》则是一部集大成之作，探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同理心与熵的矛盾关系，从生态经济学的角度彻底反思我们的哲学、经济与社会模式。

　　《零边际成本社会》最后一章，里夫金将人类对未来的期许归结为生物圈生活方式，希望接近于零边际成本的社会能够将人类从稀缺经济带入可持续发展的富饶经济，认为这不仅取决于技术本身，也取决于人类历史的发展。在《同理心文明》里，里夫金在第一章就提出，“同理心是我们构建社会生活和推进文明的手段”。应该说，《零边际成本社会》提供了问题意识，《同理心文明》则是里夫金关于这个问题的进一步思索、拓展和解决。

　　里夫金说：“同理心的演变是潜藏在人类历史背后的一条典型脉络”。本书在梳理脉络上花了很多工夫，从历史、文学、哲学、伦理学、心理学、行为经济学等多学科全方位论述同理心在人类发展路上的演进。作者把熵作为一种新的世界观，强调能量守恒定律的社会学意义；从熵的角度看，如果不改变发展模式，人类将无法继续发展。问题在于：人类同理心意识与敏感性的不断增强给整个地球造成的熵也在持续增加。怎样认识这个悖论？里夫金说，从整个人类的历史跨度来看，大范围的、肆意的暴力并不是人类历史常态，而是例外。这一观点无疑与斯蒂芬·平克《人性中的善良天使》暗通款曲。

　　阅读这部包罗万象的著作，联系里夫金多部作品传达的理念，得到一个明确的认识：所谓人类社会的发展，其实就是人（社会）与自然相互作用的历程，一部人类文明史实际上就是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相互作用的历史。里夫金把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作为一个整体或者系统看待，即他所说的“生物圈意识”。在这个生物圈里面，如果自然环境是分母，人类社会是分子，自然环境与人类社会的关系就是母与子的关系。古代文明时代和农业文明时代，人类与自然关系相对和谐，进入工业文明时代后，整个环境社会系统的物质流动迅速加快。里夫金在书中提交了一份工业时代的熵账单，从气候、资源、核武器、致命病原体等多角度发出警告：若人类进步都要靠熵的不断增加，以产生更多同理心，那么人类命运是否将以终极悲剧结束？

　　1962年，蕾切尔·卡森在《寂静的春天》里揭示了无节制滥用化学农药的严重后果。1972年，斯德哥尔摩会议发表“人类环境宣言”，初步提出“地球村”、“共同的家园”等概念。同年，罗马俱乐部出版《增长的极限》，第一次把环境问题和经济发展联系在一起考察，开发出系统动力学计算模型，认为地球的经济增长已经濒临极限。这些著作在当时都遭遇了“死一般的寂静”，更过分的则是喧闹的群嘲。但时隔不久，现实境况就赋予了他们的远见和勇气以高度肯定。一种全新的人性观正逐渐兴起并引发越来越多的关注。里夫金认为，新的分布式的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巨大价值就在于，将世界各地的人们联系在一起，每一个人都能平等地利用在当地就可以获取的地球可再生能源。这意味着，我们既能在全球范围内利用分布式能源体系建立起复杂的全球人类文明，提升和拓展人类的同情心，又能减少熵账单，促使人类在全球经济大潮下形成生物圈意识。

　　随着人类文明的演进，物质在人类社会系统中的流动，种类越来越多，速度越来越快，链条越来越繁杂，所产生的让自然环境不可消解的弃置物也快要让地球成为“废物星球”。这是一个历史现象，但是否即是规律呢？《朱子家训》说：“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以今天的眼光，此话并非仅止强调“节约”，而是带有循环经济意味。如果人类无节制地消耗“物”，一方面资源将面临枯竭，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物退出了环境系统的循环，“蓄之既久，发之必爆”，人类社会的生存危机就会全面激化。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埃利亚斯·卡内蒂曾说：“每个人都是国王，脚下横尸遍野。”意思是，如果我们思考一生中为生存繁衍而使用和消费的大量资源，就可能会因自己的屠杀行为感到惊恐。这恰好印证了人类文明的同理心，是我们共同的关切，全人类都是生活在这个星球的同路人。

　　与斯蒂芬·平克一样，里夫金看到了人类的物质性和自利心，但对人类发展的大趋势，他们都抱持相对乐观的态度。里夫金说，我们已经在自己身上发现同理心的存在，形成了“同理人”观念，这将给我们认识与处理人类经济、社会活动以及与环境关系带来革命性的影响。

　　里夫金在本书中文版序言中，特别提及孔子的“仁恕”之道，认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简单而深刻，是同理心意识的精髓所在。笔者以为，孔子的仁恕之道在现实生活中确有积极作用，说明了其普遍性和现代性意义。中国传统文化提倡天人合一、知行合一，要求在认识和实践相统一的基础上处理好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儒家文化观约束人们的欲望，使人类能够进行“理性地自我调整来适应世界”而非试图“理性地掌控世界”，因为后者会在解决旧有问题的过程中不断地制造新问题。物质主义和消费需求的满足，其内在往往伴随着一种匮乏，按照黑格尔的说法，这种无休止的外在追逐，就是一种恶的无限性。这里，不是以农业伦理否定工业资本主义，而是以一种更积极的态度跨越政治界限、跨越文化阈限，在更广泛意义上建立同理心文明。孔子一生追求“朝闻道，夕死可矣”的超越，这也是本书作者所强调的“寻找超越生存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