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下漫笔

　　文·胡一峰

　　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向称“教授中的教授”，以学问论，怕是近代以来段位最高者。中国文人有才者多狂傲之气。陈寅恪眼界很高，治学格局和气度也大，对学界的人和事，往往有独到臧否，不过表达得婉转含蓄。

　　近读某人物周刊，提到当年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引论》在昆明《中央日报》发表后，引起轰动，并说陈寅恪也很欣赏这篇文章，对史学家张其昀说，报纸上有一篇大文章，你一定要读。张其昀问文章题目。陈答，钱穆的《国史大纲·引论》。于是，张其昀前往宜良访钱穆，并将陈寅恪之言告诉了钱穆。这段学术姻缘大体属实。不过，要说陈寅恪对《国史大纲》关注则有之，“欣赏”却未必。

　　这一点，从钱穆的回忆中就能体会出来。《国史大纲》印出后，钱穆曾致函陈寅恪，请其指正书中的错误。陈寅恪没有正面回应，只是说，惟恨书中所引未详出处，难以遍检。钱穆对此的解释是，这是一本教科书，力求简净，惜篇幅，所引材料多略去出处。两位史学家这段看似平淡对话，却是一场高手之间的内力比拼，反映出陈寅恪对钱穆《国史大纲》的真实看法，简单地说，赞许其态度，反对其方法。相比于《国史大纲》，钱穆早年所著《先秦诸子系年》更受陈寅恪青睐。他对同为史学家的友人杨树达说，这本书极精湛，心得极多，至可佩服，王静安后未见此等著作。王静安就是王国维。如果说近代学界尚有一人真正被陈寅恪看得上，应该就是王国维了。

　　陈寅恪和王国维是清华国学院的同事，两人经常在一起谈古论今。据王国维的学生戴家祥回忆，陈寅恪和戴在清华散步聊天时，自称平生最佩服王静安，其次是陈垣。1927年6月2日，王国维自沉于昆明湖。陈寅恪写的挽联是“十七年家国久魂销，尤余剩水残山，留与纍臣供一死；五千卷牙新手触，待检契文奇字，谬承遗命倍伤神。”所谓“谬承遗命”，应指王国维遗嘱中说的，“书籍可托陈、吴二先生处理”。吴是吴宓，陈即陈寅恪。陈寅恪忠于亡友之托，把王国维遗著托王的助教赵万里整理。又和北京图书馆馆长袁同礼商量，由北京图书馆买进王国维藏书，以免丧失。最初议价1万元。但袁氏查阅藏书，发现有些为市面通行本，馆中已有复本，建议剔除部分藏书，并拦腰还价至5000元。陈寅恪又协商袁可先选，剩下部分由研究院同人及王先生亲友选购，留作纪念。不管得值多少，北京图书馆负责补足万元。

　　陈寅恪是长期站在学术红地毯上的明星，对他的研究汗牛充栋。也有人认为，陈寅恪与王国维互相欣赏，是遗老惜遗老，在怀念旧时代中找到了思想共鸣。我以为，这种看法并不准确，真正的原因还得从治学态度和方法上找。以态度论，治史路向无非有二，其一，视历史为完全外在的研究对象，将自身隔离于历史之外，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考订真伪、辨析源流。其二，将历史与研究者视为互文，以“体悟者”的心境和胸怀关照历史，这样历史就不仅是外在于人的时光留痕，也不仅是学者理性研究的对象，而且是心性体悟的对象，此时的史学家面对历史，看到的其实是自身文化人格之外化，研究的过程其实是一场与往圣前贤的心灵对话，是和他们共同探讨事关人类整体的一些永恒问题。

　　钱穆的《国史大纲·引论》中曾批判有些人研究历史，“震于‘科学方法’之美名，往往割裂史实，为局部狭窄之追究。以活的人事，换为死的材料。治史譬如治岩矿，治电力，既无以见前人整段之活动，亦于先民文化精神，漠然无所用其情。彼惟尚实证，夸创获，号客观，既无意于成体之全史，亦不论自己民族国家之文化成绩也。”钱穆批评的，大体就是上文所说第一种治学态度。陈垣先生是宗教史大家，有的研究看起来生僻，却包含深切的现实关怀，比如他在八年抗战期间所写的《南宋河北新兴道教考》《明季滇黔佛教考》《清初僧诤记》，就以激励民族气节为旨趣。而陈寅恪更是如此，无论是研究看似细末的狐臭，还是晚年竭尽心力“颂红妆”，都是从历史的微小处，探究史事文化发展的大关节。而陈寅恪的文章之所以耐读，也在于他总是从浩瀚的史海中拈起一两朵浪花来，细致地展示给世人看，而这些浪花中折射的却是无比宽阔的海洋，以及潮头之趋向。当我们惊讶于陈寅恪捕捉浪花的精准能力时，其实应该想到，这正缘于他独特的文化怀抱。我以为，在治史的态度上，陈寅恪和王国维，包括同为陈寅恪赞许的陈垣，以及钱穆采取的都是第二种治史路向。他们在这里找到了美人之美的心灵通道。

　　不过，陈寅恪虽认同此“态度”，却还坚守“方法”的底线，恪守治学须秉持科学规范的方法。他在《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中将王氏治学方法概括为“二重证据法”，要点有三，“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这是他和王国维共同奉行的治学方法。而这一切，都是建立在以证据说话的基础上，要是像《国史大纲》那样用材料不注出处，就会丧失学术驳议或补正的基本条件。前文说过，陈垣先生是仅次于王国维获得陈寅恪青睐之人，陈寅恪曾说，陈垣“先生之精思博识，吾国学者，自钱晓征后，未之有也”。但新中国成立后，陈垣提出“法高邮”不如“法韶山”，“高邮”借指乾嘉学派，“韶山”不言而喻。这于陈垣固出于真心，陈寅恪则不以为然。在他看来，“高邮”代表了治学的基本规范，这些虽属于治学之“术”，但“术”若严重缺失，也会影响到“道”的畅快表达。而这个“道”，又正是他与王国维等他看得上的文化人们一起悉心呵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