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手机实名制到网络实名制再到快递实名制，现代公共安全治理上的诸多不确定性风险，最终都需要在公共利益与个人权利之间进行平衡，而最佳的平衡方式无疑是民主立法。

　　继网吧、火车票及手机卡之后，快递业也正式进入“实名制”时代，客户寄送快递均需要开箱视验并提供本人身份证件。11月1日是快递实名制首日，从媒体探访情况看，各家标准不一，各方反应也不同，有的快递企业表示未收到通知，有的形同虚设不拆验包裹，快递员害怕客户不配合，而公众则担忧隐私泄露，执行情况总体上并不乐观。

　　一项新制度的运行，少不了要有一段磨合期，尤其是像快递实名制这样的制度，涉及快递业和普通民众的切身利益，要有效运转尚需在实践中进一步打磨和完善。近年来，我国快递业飞快发展，国务院新闻办10月16日表示，2015年快递业务总量预计达200亿件。如此海量的快递业务，深刻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但与之相伴的问题是：这一新兴服务行业是否规范化、成熟化？是否进入良好的自治轨道？

　　实践中，利用快递邮寄违禁品、毒品等违法犯罪活动时有发生，从而产生了快递实名制的公共需求。但从逻辑上分析，快递业的规范化程度，是实现实名制的前提。因为只有建立在规范化的基础上，才能避免市民们所普遍担忧的隐私权风险。从银行到电信，以往的经验告诉我们，个人信息被泄露、隐私权被侵犯的现象无处不在。而相比银行等部门，快递行业规范性较弱，实名制后的个人信息能否得到妥善的保护。即便行业比较规范，我们也不能将个人信息权利的保护，完全寄托在工作人员的道德自律上；相反，权利的保护须臾离不开行政监管部门的执法监督，只有健全了常态化的执法监督机制，用严明的法律责任去督促行业自行加强自律，才能将侵权风险降至最低。

　　很明显，目前快递业的规范化水平和自律程度，以及行政部门的执法监管能力，都很难让人彻底放心，使得快递实名制在执行过程中面临不少障碍。制度实施的磨合期内，就需要及时发现、正视实践中反映出的问题，并从制度上作出积极回应。目前看来，无论是消除公众对隐私泄露的担忧，还是降低快递员对工作成本提高的顾虑，都需要建立健全快递业的行业规范，合理分配快递企业、员工和客户之间的权利责任，以更成熟和公正的行业规范为快递实名制提供基础。

　　当然，行业规范程度和公民隐私权利的保障，从根本上都需要强化行政部门的监管职责。管理者不能因为公共治理便利，在将责任义务加诸企业主体和普通公民身上之后，就对实名制的风险置之不理。相反，“安全快递”的含义不光是公共安全，同样包括公民个人信息的安全，监管部门只有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执法检查中，才能确保安全快递目的的实现。从长远看，在制度且行且规范的磨合中，我们或许还要思考：从手机实名制到网络实名制再到快递实名制，现代公共安全治理上的诸多不确定性风险，最终都需要在公共利益与个人权利之间进行平衡，而最佳的平衡方式无疑是民主立法。

　　本报特约评论员傅达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