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亭

　　微信上不期然读到了周其仁先生在“约租车模式上海创新与实践论坛”上的发言，饶有兴味地读了两遍，不得不拿来一评：说的实在是太好了！

　　周先生是经济学大家，过往专长似乎体现在农村改革和综合经济方面。但读完他的高论后知道，其实这世界上的道理都是相通的。

　　他从世界上第一部出租车的诞生开始说起，回顾了我国出租车行业的兴起和沿革，一直聊到今天不得不面对的一个挑战者和竞争者——约租车的出现。但这些都不过是背景的交代和气氛的烘托，他所触及的要害，正如小编对其发言稿所起的标题所示，直指“谁动了我的奶酪”之利益格局，是由约租车的商业模式创新引发的体制改革问题。

　　科技和商业模式的创新，总会成为体制改革的实际动因。科技创新是直接和生产力相联系的，而制度创新则是和生产关系相联系的。周老师开篇就讲：“现在论创新没什么人反对，但创新要落地，就要过利益关。”因为创新一旦“应用到实际经济生活，不免要触动现存秩序，连带也要触动相应的观念与既得利益。”这就是改革需要解决的问题了。

　　约租车缓解了打车难，改进了服务，应用了互联网，提高了公共交通的效能，又节能减排，也没有增加消费者和国家的负担，实在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大好事。但一推广、一落地，就触动了现有的出租车行业相关方的利益，结果就很不好办了。这其中，主要涉及的是既有的出租车经营商，还有政府的相关监管部门。

　　去年的全国人代会期间我曾撰文，“中国的打车难早就存在，这却是‘既得利益集团’刻意垄断市场造成的。无论消费者如何抱怨、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如何呼吁，甚至是高层领导多次批示，但有关部门就是和‘抽头公司’在那里装傻——你说你的，我管我的，“俺的奶酪”谁都别想触动。”

　　约租车的出现，改变了原有供不应求的紧张局面，抢了老出租车的生意，受到经营商的“群起而攻之”是自然而然的。但监管方应代表公众的利益去说句公道话呀，结果往往却不是。

　　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正是周老师提及的“俘虏理论（capture theory）”。因为“管制的逻辑”是：“管头管脚，管制者非对被管制者‘负责’不可。” 但是，“被管制者相对于管制者有行业的信息优势，以至于后者终究被前者捕获。”而“一旦市场准入门槛被监管方人为拉高，在位经营商得到‘保证合理利润’的甜头，到底是谁管了谁还真不好说哩。”

　　说到底，官员也是人，若没有相应的民主和纪律的制约放在那里，他们也会天然倾向于固守封闭的管理格局。因为一旦放开，他们手中的工作量或会增加不说，起码审批权力的含金量会下降，设租寻租的机会也会减少。

　　对此，周老师点到了克强总理国庆之前曾对各部主官的一番善意提醒，请他们找点时间到基层去做点调查，看看有什么实践中的创新和经验。在行政系统内做这种自上而下的督促是必要的，记得国务院为了克服懒政怠政的消极现象，还曾不止一次布置过督查。但说句老实话，效果是不理想的：大家在一个饭碗里讨生活、“抬头不见低头见”的，能顶真到哪里去？

　　那出路何在呢？我的看法，就是权力机关要把改革的主动权拿在自己手里。现在权力机关的很多任务，反而来源都是政府。政府要办什么事了，需要得到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授权，所以就会要求权力机关审议通过什么法规文件。这也不是不可以，遇上力求变革的政府主官，那就是权力机关和行政机关的“不谋而合”。但是从权利配置的利害关系来说，这恐怕又是不靠谱的：因为不能指望个个官员都是改革的“急先锋”。

　　反映公众的诉求，将百姓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上升为权力机关的决议，督促政府去改革和行政，本应是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作为代议制民主权力机关的头等职责。但现在来看，似乎本末有点倒置。譬如自贸区改革，是国务院要求停止几个相关法律的执行而后人大表态。土地制度改革亦然，也是政府要求而后人大同意在试点范围内“暂时调整实施”。

　　三中全会全深改《决定》发布以来，改革的气势虽然没有搞得大轰大嗡，但给予公众以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却是万万不可少的，否则改革会煮成一锅夹生饭。遥想当年的大包干改革，虽然看起来主要的推动者是党中央，但在我来看，其实真正的动力源是来自于民众，来自于广大农民要求“分田单干、自主经营”的利益诉求。什么时候我们党正确顺应了、代表了这种诉求，我们就能干成不但让老百姓满意、也终究在历史留下一笔的好事来。

　　约租车的改革是如此，亿万农民市民化的改革是如此，几乎涉及全体家庭和人口的教育、卫生改革也是如此——问题导向+老百姓的获得感——应当成为引领我们全面深化改革的指路明灯！

　　（作者系浙商智库专家、区域经济研究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