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通常，诺贝尔经济学奖公布之前，外界总会列举获奖的热门人选，在2015年的热门候选人名单中，并没有出现迪顿的身影，最终当选的他，可谓是今年的一匹黑马。

　　腾讯财经讯（周纯 邬川 刘鹏）安格斯·迪顿（Angus Deaton）是一个“测量贫穷”的高手。准确测量贫穷，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和社会，该采取什么样的福利政策，进而找到战胜贫穷的方法。

　　因为迪顿在消费、健康、贫困和福利等研究领域的突出贡献，他受到了诺贝尔奖的青睐。

　　北京时间10月12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安格斯·迪顿，荣获201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成为诺贝尔经济学奖历史上，第76个获此殊荣的经济学家，并独享800万瑞士克朗（约98万美元）的奖金。

　　他也成为新千年以来，继菲尔普斯、克鲁格曼和梯若尔之后，第四位独享经济学奖的得主。

　　复旦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孙立坚对腾讯财经表示，此次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价值导向，具有非常强的现实指导意义。从众多候选人当中，选择了研究消费的发展经济学大家，而且是一个人独享大奖，说明发展中国家的增长，对全球经济的拉动，受到了重视。

　　西南财经大学经济与管理研究院院长甘犁，对腾讯财经表示，安格斯·迪顿重视搜集家庭的微观经济行为数据，并据此改进了对贫困的测量方式。他的经济学理论，对于解决中国贫困问题有借鉴意义。

　　早该获得诺奖的“黑马”

　　安格斯·迪顿于1945年10月19日，出生在苏格兰爱丁堡，曾就读于爱丁堡Fettes学院，是爱丁堡Fettes学院的基金会学者，并在剑桥大学获得他的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

　　2005-2006年，曾任世界银行研究审核委员会主席。2006年10月，曾任国际货币经济组织华盛顿访问学者。2007年，担任全美经济学会主席。2009年12月，任哈佛大学经济系顾问团主席。目前就职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

　　通常，诺贝尔经济学奖公布之前，外界总会列举获奖的热门人选，在2015年的热门候选人名单中，并没有出现迪顿的身影，最终当选的他，可谓是今年的一匹黑马。

　　但对经济学界来说，迪顿获奖并不意外，甚至有些太迟了。甘犁对腾讯财经表示，作为当代发展经济学最重要的学者之一，安格斯·迪顿一直被学界认为会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早在2012年，迪顿就曾被列为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热门人选。与迪顿并称为，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计量双塔”的克里斯托弗·西姆斯，已经于2011年获得了诺贝尔奖的认可，当时外界认为，迪顿获奖是水到渠成的事。但最终，迪顿与诺奖擦肩而过。

　　命运和迪顿开了一个善意的玩笑，三年后，在前期未被关注的情况下，迪顿最终登顶。

　　瑞典皇家学院在颁奖仪式上，评价迪顿的学术成就时表示，要设计出提升社会福利水平、减少贫困的政策，必须首先了解个体消费行为的选择。迪顿的研究加深了这一理解，改变了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

　　兼具宏观和微观视野

　　“他的学术价值不华丽，但很务实。”孙立坚表示，迪顿的模型没有做得很复杂，但非常严谨地挖掘数据，及数据背后真正反映的事。此前，诺贝尔经济学奖多颁发给做理论的人，但现在越来越重视重视数，据背后反映的经济学逻辑。

　　安格斯 迪顿的微观计量模型，被称为学术界的经典模型，他所探索出的计量方法亦被大量引用。“他在消费领域的研究，可以说是经典的方法论。”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世界经济研究室副研究员张茉楠说。

　　自2005年进入世界银行后，安格斯 迪顿一直在致力于研究解决贫困问题。张茉楠表示，安格斯 迪顿对于发展中国家，比如中国、印度以及非洲国家等，进行了大量的调研工作，可以为政策决策提供良好的支持。“所以安格斯 迪顿的贡献，不仅仅是理论研究，还有实操上的研究，能够很好地解决实际问题。”

　　此外，安格斯 迪顿虽然因微观经济学研究，为外界所知，但在宏观经济学领域，他的成就同样突出。

　　“实际上他的研究范围很广泛，比如大宗商品需求弹性、经济增长与价格波动之间关系等宏观经济学问题，提供了很好的数据支持以及精准的结论。”张茉楠认为，安格斯 迪顿兼有微观与宏观的开阔视野，是促成其获得本次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一个重要原因。

　　用接地气的方式解决问题

　　在研究方法上，迪顿比较善于利用家庭问卷，因此数据来源真实可靠。此前他还通过家庭问卷，研究家庭收入与家庭成员摄入卡路里之间的关系，以此反映出收入不平等，对于健康的影响。

　　复旦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孙立坚认为，世界经济从2008年金融危机到今天，尝试过各种手段，比如使用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但并没看到经济复苏的兆头。这次诺奖给了研究消费领域的专家，有效需求的重要性受到关注。

　　家庭需求不足的问题非常重要，孙立坚称，因为家庭消费意愿不足，带来投资需求下降，企业产能得不到消化。

　　迪顿研究的问题，恰恰是当今世界经济最需要关注的，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针对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不能用货币政策来解决，关键要解决收入分配、贫困、医疗等问题。

　　迪顿认为，带动消费不能光靠增加工人工资，而是要解决制约消费的结构性问题，如贫富差距问题、教育问题、医疗健康问题、获得公共资源机会不平等问题。潜在的消费不能释放，就会导致实体经济疲软。

　　在经济学的体系中，人们更关注的是，引领世界经济发展的发达国家的问题，但是今天越来越多地看到，未来经济的发展，主要动力来源于发展中国家。

　　孙立坚指出，以中国和印度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庞大的人口消费的崛起，对世界经济的影响非常大，压抑的消费一旦释放出来，对经济的带动效应非常可观。但消费难以提振，不是用货币政策就可以解决的，按迪顿的理论，发展中国家居民过度储蓄，没有把储蓄转变为消费能力。

　　迪顿认为，穷国不可能永远指望外国援助，援助会破坏穷人最需要的东西：与他们携手共进创造今天和明天的有效政府。

　　政府要干预市场，但干预的方式，不是宽松的货币政策，要实实在在地去解决老百姓的民生问题，解决收入不平等的问题，而不是用撒钱的方式，仅仅降低资金成本。

　　对中国减除贫困的启发

　　安格斯 迪顿的研究，亦可为中国当下经济提供指引。张茉楠指出，迪顿在消费与收入之间关系的研究，解释了两者之间的比例，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跟现实联系较强，对中国经济政策制定有借鉴意义。

　　甘犁认为，迪顿的经济学理论，对于解决中国贫困问题，最主要的启发在于，重视搜集家庭的微观经济行为数据，以及改进对贫困的测量方式。

　　为何测量贫困显得如此重要？“因为贫困的测量，对于认定家庭是否贫困，有着很重要的政策意义。”甘犁解释道，是否贫困，以及贫困程度如何，与是否给予补贴，以及补贴多少的福利政策相关联。

　　在贡献测量贫困的方法之外，他的成果还在于，如何用家庭的微观数据，来分析经济行为。而目前国内的研究难题就在于，学界并不知道，中国家庭居高不下的储蓄率的形成原因，也因此不知道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甘犁说，解决不了问题的核心原因，在于不了解家庭经济行为。不了解家庭经济行为的根本原因，就在于难以搜集家庭的微观数据，包括储蓄、消费、收入、资产和人际往来等等方面，“而目前这些微观数据，并没有官方机构公开过，仅仅依靠学者远远不够。”他说道。

　　由于迪顿并没有对中国问题，进行过实证研究，因此在甘犁看来，对于解决中国的家庭经济行为困境以及贫困问题，他的思想与方法论具有启发意义。

　　“厨师很多，米却很少。”甘犁把家庭的微观数据比作是米，中国的政策研究者实际上并不缺乏。

　　甘犁认为，迪顿获奖对于中国是一个提醒，“从国家层面上，需要促进家庭微观数据的公开，这有助于分析储蓄率居高不下的原因，并作出相应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