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渊杂谭

　　故宫博物院90华诞系列展览之“石渠宝笈特展”自9月8日开幕后，就一直新闻不断。同志们为瞻仰国宝《清明上河图》，就是耗上6、7个小时等候也“甘之如饴”；更出现男女老少为“赶场子”，一早从午门奔跑入宫的壮观场面。对此，故宫博物院也是见招拆招，代之以到来时间领号分组的方式排队。于是，武英殿前，观众整队进场，秩序井然，令我想起了中学时代的田径运动会。

　　此番场景乍看虽说不免有点儿窘迫、诙谐，但终归是件好事。一方面反映了公众参与文化活动热情高涨，另一方面也彰显出故宫博物院这种“高大上”的文化机构，确有一种“接地气”的应对诚意。毕竟，要在文物保护和满足观众需求之间寻找平衡并非易事，“理解万岁”四字，无论“院方”还是“观方”，心中都应有个位置。

　　理解过后，不禁要思考一下——所谓“观方”的“观”，是取“观赏”还是“围观”之义更为贴切？我以为是后者。这是个十分有趣的现象，若干年前霍金的中国之行就已经有人注意到了。这位著名的科学家来到中国作报告，引起了极为疯狂的抢票排队潮。然而，随后有爆料，报告现场早退、睡觉的人不在少数。这里无意指责或抨击什么。只想说，对普通人而言，科学名家的报告多半是晦涩难懂的。盲目的参与热情，就是一种围观心态——围观的不是科学家的学术成就或思想，而是身残志坚的“科学怪人”。“霍金”这个符号，无疑发挥了最大的效用。其同样艰深难懂的科普名著《时间简史》的持续畅销，也是别有一番意味。

　　回到《清明上河图》。作为一件可视性很强的艺术作品，即便看不懂，那倒也可以近距离感受一下真迹的“场气”，总不至于打瞌睡吧？其实，在世界范围内，普遍都存在围观的看客，比如巴黎卢浮宫内蒙娜丽莎、断臂维纳斯周围，永远人头攒动；比如伦敦国家美术馆梵高的《向日葵》前，也总能引来游客驻足。《清明上河图》对于中国人来说，就是一个符号，一件人人皆知却鲜有人深入探究的民族性文化遗产。

　　围观是普世的文化心态，也是所有人的权利，可谓之有趣，无可厚非。但相信淹没在围观《清明上河图》的众人里，笃定有一些艺术的真正膜拜者、探索者和研究者。在被迫围观的环境下，他们同样只能走马观花，向其钟爱之物投去匆匆一瞥。对于这个人群而言，故宫博物院的精细化管理就难说没有欠缺了。

　　当年，霍金分别面向中国科学界和公众作了两场报告。不知故宫博物院管控下的《清明上河图》展览，是不是也可以将“看热闹”和“看门道”的观众分流？例如，在白天正常展览结束后的晚上，面向有特殊需求的人群开放一两个小时。不妨以提高票价、出示相关身份证明等方式适当设置一些门槛，同时注意公平公正公开。也不知，作出这样的一种安排，是不是真的很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