号贩子、医托、药托……当这些“靠医生财”的黑色产业链在监管部门不断升级的打击下逐渐沉寂之时，另一些隐秘的“黑金”又渐次浮出水面：一盒不到8元的普通药，医院没有黑市却卖到数千元；非急救转运“黑救护车”泛滥欺行霸市；“卖血黑市”屡禁不止甚至成了病人“救命恩人”……是供需失衡还是监管缺位？

　　原价8元卖4000廉价救命药黑市疯狂

　　杭州萧山区的韩果果出生不到8个月就患上婴儿痉挛症，进入浙江省儿童保健院进行治疗。医生说，用注射用促皮质素（ACTH）是最有效的治疗措施，但医院没药，很多病人都是自己想办法买药。

　　打电话向多家医院询问无果后，孩子母亲周女士8月15日将求助信息发到了微信朋友圈。

　　看到信息后，武汉协和医院心外科主治医师陈澍马上在医院内部系统搜药，也无货。他随即转发求助信息，多方寻找发现武汉基本无药，而且全国多地相熟的医学界人士都反映各自医院也无药。

　　还好，最终有热心人联系得知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有药。8月16日晚上，两盒ACTH连夜送到孩子父亲手中。

　　但并不是所有类似患者都会像韩果果一般幸运。在福建，一岁零10个月的婴儿痉挛症患者小宸正躺在漳州市一家医院里，从春节开始他就断药了。他母亲告诉记者，之前帮忙买药的人说已经买不到药，“黄牛”本来同意以8000多元两盒的价格卖给他们，但犹豫之时，却被别的患者家属买走。事实上，一盒ACTH正常只要7.8元。

　　这些婴儿痉挛症患者都面临着同一种困境，长年以来，患者家属不停地在网上发帖找药，患者家属聚集的找药qq群、微信群也数不清。一位患者家属称，在北京一家大医院患者需自己准备28支ACTH才可以住院。

　　记者通过多方调查发现，目前在网上能搜到的ACTH的生产厂商基本上只有上海第一生化药业有限公司一家。针对韩果果事件，该公司发出声明，为便于患者获取有关ACTH的信息，已经设立专线提供有关服务。小宸的母亲致电该专线，接线员给了她一个业务员的电话，拨通后业务员却直接表示没有药。

　　然而，黑市上却可以找到如此紧缺的ACTH。在一个有关婴儿痉挛症的qq群里，群成员达到1944人，包括不少患者家属及“黄牛”。记者发现，一盒ACTH被炒到了4000元，相当于正常价格的500多倍。

　　一位药品销售商透露，ACTH一盒只卖7.8元，利润只有2％，再加上需求量很少，很多厂商不愿意生产，分销商也不愿意备货。上海医药总公司一位销售经理说，作为全国第二大的药品分销商，他们目前ACTH的库存也只有两箱，每箱100盒。而他们一般的药都有几万箱甚至几十万箱的储备。

　　在医院里，受长期以来以药养医的体制弊端影响，一些医院会选择进贵的替代药而不是便宜药；在备货方面，据医务人员反映，这些药品需求量不是特别大，如果长期备药不用会造成浪费，医院索性就不进货。

　　但是，“黑市”中的药从哪里来的？一位大型医药公司的销售负责人告诉记者，黑市里流出的真药，绝大部分是“黄牛”通过一些医药公司、医院的渠道弄出来的。业内人士透露，一般是黄牛通过适用这个药的其他病症，将药品开出来，或者跟一些医院的医务人员、医药公司工作人员私下操作获得药品。

　　ACTH并非孤例。近年来，不少类似的廉价好药，如“鱼精蛋白”、在心脏手术中用来控制血管痉挛的“罂粟碱”等，都曾出现紧缺。浙医二院普外科副研究员、博导龚渭华说：“非常好用的磺胺药人工合成抗生素、多粘菌素也出现过紧缺，尤其是多粘菌素，最近很多人在找。”

　　记者梳理医院、分销商、厂家各个环节发现，缺失的救命药往往具备四大特点：生产厂家有限；产量少；需求量有限却超过生产量；价格低廉。尽管相关部门对特殊药品有定点生产的相关政策保障，但现实却是生产厂家、商业公司、医院与患者“共输”。

　　业内人士指出，便宜救命药紧缺的重要原因是价格、分配管制和以药养医的体制存在弊病。在药品价格管制的情况下，药厂生产这类药物长期亏本或者至少不赚钱。

　　“这种孤药一旦某个生产厂生产能力稍有波动，就马上面临全国断货。”陈澍说，而且国家管制这些廉价好用药的分配，导致某些用量大的单位和某些无此需求的单位拿到的药物数量相当。

　　陈澍认为，放开对药物的价格和分配管制，让企业自主定价，有自由市场竞争，药品最终将处于一个合理的价格水平而且不至于长期短缺。

　　据了解，目前针对一些用量少、但临床必需的便宜好用药，国家制定了相关政策来保障，比如定点生产、国家统一购买等，但是缺乏细化指标，缺乏严格监管以及问责制度，使政策并没有得到相应的落实。

　　遏制“黄牛”也是重要举措。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乳腺外科副主任医师贾书生表示，应严格执行处方药管理制度，无医生处方决不能随意销售；同时监管部门应该把医疗机构对孤药的销售管理纳入监管范围，对违规的员工及机构严格按相应法规处理。

　　半路抬价安全堪忧

　　“黑救护车”横行霸市

　　近日，在广州一家三甲医院门诊大楼的门口，因“黑救护车”中介抢生意，一名处于昏迷状态的患者在转院过程中被强行拦下。最终，患者家属报警，警方和医院介入，前后扰攘了近5个小时，这名需要转院的昏迷患者才得以安全送达。

　　记者在广州一些大医院周边采访了解到，长期活跃着的“黑救护车”一般都是改装车，挂有外地牌照，从外观上看和正规的120救护车相差无几，装有警灯，贴有急救标识。由于救护车紧缺，大医院周边长期盘踞的“黑车”做起转院病人的生意。这类“黑救护”在没有医疗执业资格和运营资格的情况下，利用非法改装的救护车将病人转运至省内外。

　　这类“黑救护”存在不少安全隐患。据一位业内知情人士介绍，黑救护车主抬担架上下车并不正规，可能对病人造成二次伤害。有些车辆给病人匹配药量不足，氧气不足，车上的医务人员基本都不专业，如果病人途中发生危险，根本无法进行有效抢救。此外，黑救护车经常不消毒，卫生条件不过关。

　　收费混乱已成“黑救护车”一大痼疾。揽客时，开价往往比正规非急救转运车便宜，但半路抬价的现象时有发生，比如让病人家属掏过路费、加油费等。

　　一些黑救护为了生存，还恶意扰乱市场。一些在广州公开审理的案件显示，“黑救护”在从事非法经营过程中，经常为争夺地盘发生冲突，采用恐吓、寻衅滋事、收保护费等多种手段，驱赶其他同类非法经营人员。

　　由于优质医疗资源集中在北上广、省会城市，每年有大量病患需要从基层医院转运至大医院看病，或者手术后转返基层医院，渐渐形成了非急救转运这一新兴市场。记者了解到，由于公立医院、急救中心救护车数量严重不足等原因，为“黑救护车”的滋生提供了土壤。

　　据安捷急救转运站负责人介绍：“非急救转运是新兴行业，属于120后备军。对于转院转诊，国家明文规定是不能调度120救护车。但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不少基层患者来到大城市求医，而大医院救护车数量不足，供不应求。”

　　“黑救护车”泛滥，暴露了医疗急救服务布局与管理上存在问题。据业内人士分析，120急救中心仅仅是一个信息平台，救护车、急救医疗人员等都归属于具体医疗机构。有些医院出于成本考虑，将救护服务外包。这一方面使得正规的急救资源得不到有效整合，另一方面使得急救以外的医疗服务，如转院接送等跟不上。

　　目前，广东仅有安捷急救转运站、民航广州医院医疗快线等几家机构提供正规的医疗转运服务。据安捷相关负责人介绍，在工作过程中，正规非急救转运车跟医院和病人家属都有协议、医疗保险、法律顾问持证上岗，并设有投诉电话。但车子被不明身份人员半路拦截，甚至医务人员被打伤的情况时有发生。“有的医院我们不会去，因为实在是不敢接。一些黑车主除了横行霸市、明目张胆抢客外，还买通医院的保安、清洁工、护工等，招揽生意。”

　　记者了解到，一辆社会资本投入的救护车要具备非急救转运资质，需要卫生部门协商公安部门、交通运输部门同意，并报卫生部门备案。而在实际监管方面，非急救转运存在监管空白。

　　广州市政协委员韩志鹏认为：“‘黑救护车’管理责任涉及卫生部门、交通运输管理部门、交警等，可各部门对市场又缺乏必要的监管，造成安全有隐患的‘黑救护车’泛滥。市场存在大量需求，卫生部门不去协调解决；黑车转运患者涉及非法营运，交通运输管理部门却不监管；黑车出行违反交通规则，公安交警却不去执法。急救转运毕竟不是普通的市场，而是涉及患者性命，不该成为监管的盲区。”

　　广州一家三甲医院相关负责人也认为，医院明知大量“黑救护车”盘踞周围而无办法，根本原因在于政府缺乏规范。

　　“针对目前卫生、运管、公安交警部门‘都能管’却‘都不管’的局面，建议立法或者修订相关条例，明确各部门的责任。铲除‘黑救护车’生存土壤，需要部门联动，加大监管和打击力度。”韩志鹏说。

　　“解决‘黑救护车’问题不能仅靠打击，关键问题还是解决市场的需求。政府不可能包揽，须交给市场去做。”韩志鹏认为，黑车泛滥的根本原因是救护车配置严重不足。政府应大力发展和规范急救服务，不断完善医疗急救网络，加强对医疗急救行业的监管。在公立医院、急救中心的救护车数量严重不足的情况下，考虑开放救护市场，让更多有医疗资质的可靠的社会资本进入急救领域，使之成为正规急救的有益补充。

　　假扮亲友互助献血

　　“卖血黑市”屡禁不止

　　温州市民陈女士的丈夫患白血病，化疗后急需输血，但是等了一天一夜，当地医院也没给丈夫输血，家人倍感焦急。陈女士最后通过医院护工刘某联系上“血头”廖某，再由廖某组织他人前往血站卖血。

　　这样的现象并不鲜见，如刘某等牵线搭桥者还被病人家属称为“救命恩人”。而“卖血黑市”屡禁不止，根源在于血站缺血，病人急需，

　　长春市中心血站副站长李冰冰说，该血站每天需要500－600人献血，才能保障临床用血得到平稳持续的供应，而目前实际平均每天仅有300多人献血。

　　据李冰冰观察，自医疗保障体系逐步建立后，越来越多的农村患者到大医院就医，其中肿瘤患者不在少数。此外，新技术、新项目的开展也都需要血液保障。这些都致使近年来大医院用血需求不断攀升。

　　甘肃省红十字血液中心宣传科科长陶明翠告诉记者，在夏季、冬季到来前，他们不得不启动应急机制，倡议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前来献血。据专家介绍，除季节性缺血外，血站还面临区域性缺血和结构性缺血。

　　在供血紧张的情况下，互助献血正在成为人们的“救命稻草”。于1998年起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提到，国家提倡并指导择期手术的患者自身储血，动员家庭、亲友、所在单位以及社会互助献血。

　　“我国对互助献血的依赖性较强，没有互助献血，不可能保证这么充足的血源。”兰州大学第一医院输血科副主任检验师易思华说，但他也指出，对于从农村到城市就医的病人而言，常常只有一个陪护家属，家属一旦献血，就需要休息，无法妥善照顾病人。

　　于是，一些人假扮朋友、亲属“假捐血、真卖血”。在2013年曝光的血小板“黄牛”案中，一个长期存在于苏州当地医院、血站、血屋附近的地下血液交易市场浮出水面。记者调查发现，“黄牛”正是利用互助献血的制度漏洞组织血小板买卖。

　　据“黄牛”李某介绍，最初，他一边在网吧和公共厕所贴小广告，招募有偿“献血者”加入QQ群，一边在医院向患者家属发放名片，寻找买血者。患者家属有需求，给他电话，他再在QQ群里发布信息，寻找合适的人选，最后相约在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附近碰头。见面后商议好价格，“献血者”就拿出身份证给患者家属，并一起前往医院相关处室，以亲戚或朋友的名义开具“互助献血单”，然后到采血点体检、捐献血小板。互助献血完成，患者家属现场付钱。

　　“一般献一个治疗量血小板，我能得到50元，献血者能得到100－300元不等的费用。”李某交代，“献血者另外还能得到血液中心给的100元交通补贴和50元用于营养补贴的购物卡。”

　　苏州市姑苏区检察院公诉局助理检察员于悦介绍，通过深入的调查，他们发现正是利用互助献血，患者家属为获得血液优先供应权，在医院的催促下，不惜花钱变相去买血，进而催生了血小板“黄牛”。

　　于悦说，尽管江苏省卫生厅2009年下发的《关于大力开展互助献血工作的通知》明确规定“对于互助献血者，医院要确认其身份。禁止患者或家属采取物质刺激手段在单位或社会上动员互助献血的现象发生”。但是，相关机构没能力和办法去确认，尤其是以“朋友”名义的互助献血，根本无法确认“朋友”关系的真伪。

　　江苏省血液中心成分室副主任蔡莉认为，互助献血制度固然有空可钻，但要杜绝“黄牛”，不仅要完善互助献血流程，提高工作人员的警惕性和责任心，更重要的是要招募具有一定规模的志愿无偿献血人群，化解部分地区血小板供应紧张局面。

　　（记者韦慧、肖思思、金悦磊、陈晓波、赵丹丹、梁军、裘立华、朱国亮、林凯综合报道）